任何城市及建筑都是妥协的产物,它们的价值观在风中摇摆。 有专家吗?可能。但大多数时候,一个无牌设计师不按牌理出牌的动作足以瓦解众多专家的努力,并令专业人士的作品显得趣味可疑并命运多舛。 让我们来说说被当成样板城市的巴黎。在1900年巴黎地铁兴建以前,巴黎需要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改造巴黎”的权力落在了乔治·欧仁·奥斯曼手上,他时任塞纳大省省长、巴黎警察局局长、由拿破仑三世任命的巴黎改造总负责人。他是个铁腕、自信和有着日耳曼血统中简单、执著个性的人,为了修建一条贯通巴黎南北的大道,他抛弃了其前任、“美化巴黎委员会”主席亨利·西美弘的方案,对巴黎市中心、巴黎圣母院所在的城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拆建。奥斯曼拆掉了巴黎1/3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公共建筑、10%的私人宅邸,消灭了一座堪称完整的中世纪建筑艺术博物馆的岛屿——法兰西文化的摇篮。 当然他也是功劳已载入巴黎史册的无牌设计师。今天的巴黎市中心几条主要的林荫大道,许许多多的小广场、喷泉、雕塑甚至教堂、公园,巴黎纵横交错的给排水系统,大量医院、火车站、图书馆、学校、监狱等设施,都源于他的策划而修建。他的建筑质量建筑规划以及建筑语汇保证了巴黎建筑风格的稳定和连续,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今天,“奥斯曼是不是毁了巴黎?”成为巴黎的城市悬疑。许多法国建筑师证明,如果没有奥斯曼150多年前的改造,巴黎应该更美丽。因为今天巴黎的美丽主要是因为奥斯曼没来得及毁掉的那些建筑。但历史不可改写,奥斯曼这个无牌设计师的作品理所当然地也构成今天巴黎之美的一部分。原来以塞纳河为核心自然形成的城市布局和风格再也回不去了。 今天的中国城市大多也经历过和正在经历这种城市改造史上的“奥斯曼时代”,对老房子拆还是不拆,只是考虑“需不需要”,而不论是否文化古迹。 执有长官意志的中国无牌设计师们的身份不再是城市警察局长,可能换成了市长、规划委员会主任、建设局长。谁知道!谁不知道! 更多的无牌设计师是没有权力的,要么玩票,要么半路出家,共同点是外行颠覆内行,令科班出身、循规蹈矩的设计师现出智商不足的窘状。2003年的中国建筑界最热荷兰的冉·库哈斯,但这厮似乎更像个社会学家,他的第一职场不是建筑,早年曾从事剧本创作并当过记者。在34岁时他已学了10年建筑,却未有一件建筑作品,反而乐此不疲地写出了都市文化现象学性质的《癫疯的纽约——曼哈斯的宣言》,津津乐道于拥挤文化、囚禁中的城市、斯芬克斯旅店、福利宫殿大厦这类自己生造的概念。此后的20多年里,世界城市眼睁睁看着这个建筑界的周星驰在天马行空地做着反建筑的建筑,他要求空间的进入者共同对建筑施以幻想、好奇心,他自认没有风格,并认为这个“普通城市”的时代会因个性的坚持而停滞发展。 2003年,在为中国建筑师马青运个展写的前言中,库哈斯说:中国唯一似乎还没有大规模生产出来的就是建筑师……他们中还没有一个在国际建筑圈内获得承认。虽然中国正牌建筑设计师的地位如此不堪,但不妨碍他们成为今日中国城市改造与建设的主创人员;与此同时,我乐见一股无牌设计师的力量在造就大批奇异的天外来客式的建筑——画家黄永玉的北京万荷堂,不是别墅,但足以容纳一个文人的庄园主理想,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广东阳江沙业亚的私人怪建筑,倾斜的外窗和空旷的结构划破了正规建筑的定义;昆明罗旭像旧石器时代一样的土著巢,私藏了一个人的性幻想和伊甸园;大理赵青的洱海小岛上的玻璃集装箱,也融入了村中赵姓的族谱;北京郊区县,则散落着由雕塑家、画家、摄影师独具理念的大屋;如果时光再往前推,大概还能算上深圳大学被阉割无存的鬼屋——这些源自无牌设计师的建筑,在建筑思想和建筑语汇的惊心动魄上,个个不输于贝聿铭的玻璃金字塔和保罗·安德鲁的国家大剧院。 正如欣赏网络无名作者的一帖风行、少女以傻瓜相机挤入摄影大师世界、街头时装成为时装设计师的灵感源泉,我是多么面带恶意地看着无牌设计师的作品像低烧一样流行——既然正牌和无牌设计师的作品都可能制造破坏性,不如就选择更有趣的那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