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雕塑成“垃圾”-理论文摘-中国设计之窗

　　著名建筑师伊里尔·沙里宁有一句名言：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的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城雕是城市的“眼”，它的好坏直接映射了城市在文化上的追求。美城雕是艺术，丑城雕呢，又该如何处理？

　　“一窝蜂”不可忽视

　　著名雕塑家钱绍武

　　与绘画等其他艺术形式不同，雕塑包括城市雕塑的发展直接受到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城雕的兴盛绝对是国民经济上升的反映。在不少国家，当经济出现波折或下滑时，首先会砍掉城雕项目。目前的中国，国民经济稳步上升，无论大、中、小型城市普遍面临着提高城市文化水准、改变城市形象的需求，不光要建房子，还要美化环境，城市雕塑成为美化环境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当然是好事，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对城雕创作者来说，社会有如此广泛和迫切的需要，这可是全世界都没有的机会。欧洲许多国家现在上一个城雕项目非常不易，也非常隆重，因为城市里适合的空间大多已被高水平的作品占去了，突破起来相当困难。

　　但是，类似全国范围一度出现的“城市广场热”、“步行街热”，城市雕塑也存在“一窝蜂”问题。到处都在做城雕，仿佛一夜之间要把所有空间都填满，大量“城雕垃圾”令人震惊。城雕创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城市雕塑必须讲究环境艺术，如果创作者不懂得空间安排、空间转换，其作品就无法达到理想水平。雕塑与绘画不同，雕塑本身并不创造一个整体环境，艺术家必须从环境艺术角度加以考虑，懂得利用各种环境要素，协调作品内在气氛与外在环境的关系，让观赏者能以充分的心理准备接受雕塑。亨利·摩尔的作品在北京展出时放在北海公园里，就不大合适，其作品的内在气氛与园林景观不相称。亨利·摩尔曾说，雕塑家必须做小型稿子，还必须到现场了解环境，往往一棵树就可能影响到尺度上的变化，光有图纸是绝对感觉不到的。如果原有环境因素不足，也可予以补充。我为中国音乐学院做阿炳塑像，感觉光有孤立的阿炳像不够，就加做了一片江南旧墙。我小时候在无锡与阿炳住在一个院子里，忘不了阿炳贴着水乡湿乎乎旧墙走路的样子。这堵旧墙与周围的环境一起，表达了一种重压感、凄凉感，将观者带入作品。

　　（钱绍武，创作有《大路歌》、《李大钊纪念像》、《孙中山纪念碑》等雕塑作品。）

　　孙墨：“坏”雕塑就是该拆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而雕塑是最能代表和象征城市文化底蕴的标志，巨型雕塑的磅礴气势，甚至能成为一个城市的标志。纵观近年来深圳的城市雕塑建设，无论是纪念性雕塑还是其他雕塑都不乏精彩力作，但是，与国际一流都市比较，深圳的城市雕塑在数量上还不够多，在艺术质量上显得参差不齐，真正能够在国际上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尤其缺乏。个别粗制滥造或在尺度、形体、色彩等方面与环境很不协调的雕塑出现在公众场合，给观瞻者造成了负面印象。对于这样的雕塑，该拆时就绝不能手软。像上海，在大力扶持城雕精品创作的同时，也采取有力措施，把那些粗劣的“城雕垃圾”及时从市民的视野中清除出去。

　　为什么会出现“城雕垃圾”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现在虽有资格证书制度，但创作人员的市场准入管理实际相当混乱，大量不具备专业素质的人在搞创作；决策者或使用者审美水平、加工质量等因素也是导致城雕作品质量问题的重要原因，需要解决。

　　深圳在城雕建设上，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我想，首先在观念上，不要把城市雕塑仅视为城市容貌的点缀和装饰，而是要看作现代城市建设的标志，是城市的历史底蕴、文化水准和精神风貌的凝结和代表。其次，要加强城市雕塑的总体规划，整体布置、科学论证和综合安排。政府应起主要作用。第三，对城市的标志性雕塑，一是必须建立，二是不可操之过急。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第四，充分利用现有的多个广场资源，建设各具特色的雕塑或群雕，“深圳人的一天”非常成功，这样的群雕应该再多一些。

　　（孙墨，深圳青年雕塑家）

　　留着，让它成为"镜子"

　　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

　　以前，我看到我们深圳的大街上到处都是狮子，特别是银行、证券公司，每个门口摆一对狮子，觉得既不审美又相互雷同，还是拆掉好；现在我的想法变了，其实这就是文化啊！这些业主希望靠狮子避邪镇宅、招财进宝，这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今天的延续。他们门口摆狮子并不是为了审美，当它在今天还具有广泛的社会心理支持的时候，谁能禁得了。它们的存在是深圳历史的另一种表述，不管今天还是将来，人们都可以通过这些狮子来阅读我们的城市，感受深圳人的内心，它的确是真实的。如果拿审美至上的眼光读它们，读得懂吗？

　　拆除坏的城市雕塑的呼声在中国出现好几年了，这些拆除的呼声有的来自公众，有的来自专家，当然也有官员的指示。

　　拆还是不拆，看起来像个哈姆莱特式的问题？

　　我想开门见山地说出我的看法，那些被认为是坏的城市雕塑，只要不威胁公众的人身安全，只要对环境生态不产生直接的破坏，只要对城市的交通和设施不构成直接的影响，能不拆就不拆，能保留就保留。

　　如果说这些坏雕塑是匆匆忙忙的非理性建设的结果，有的是靠行政手段强行立起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利用行政手段又匆匆忙忙地把它们拆掉，同样是非理性的，同样是简单粗暴的，同样是没有规矩的。表面上看起来，这种行为是在纠错，实际上，这时的拆与那时的建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它们都是一些“意见、看法、指示”的产物，它们没有纳入有效的公共事务的决策、执行、管理、监督的系统。如果这些雕塑的建设是一个错误，那么拆掉这些雕塑同样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以否定的方式，肯定和强化了非制度性的行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恶性循环，拆了建，建了再拆。谁能保证以后这类的雕塑不如雨后春笋一样的冒出来呢？在一个刚刚吃饱饭的国家，大规模建城市雕塑还没有几年，就这么拆了建，建了拆，不是吃饱了撑的是什么？

　　好坏先不说，就让它放在那里罢，姑且也发挥一下“镜子”的功能，以史为鉴，以正衣冠。

　　以古观今，那些被认为是坏的雕塑，只要出现了，就是史料，它们至少还有社会学的意义。几百年后，几千年后，后人看它们与我们今天看古人一样，也会兴奋得不得了，它非常真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个时代，说明了我们今天的很多事情，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制度、风习、时尚、趣味等等。如果语言是用来掩饰思想的，那么雕塑就是对思想的直接敞开。有一位英国的艺术史家费里德兰德曾经这样讲过：“说到文明，一只鞋能透露给我们的休息，和一座大教堂所蕴含的内容一样丰富。”鞋尚如此，何况雕塑乎？

　　曾成钢：填空、“补壁”的观念相当落后

　　要协调城雕设计与城市空间，有两类较好的方法：一种是雕塑家设计出较成熟的、非常风格化的作品，被人看中，摆放在合适的环境中，怎么搁置，搁在哪儿，很有学问；还有一种强调环境与雕塑的整体设计，由好的景观设计师做好的景观，城雕仅是其中一部分，景观中树怎么种、凳子怎么设计都很讲究，也许人走在其中，就是走在作品中。现在这种方法越来越受关注。巴黎的德方斯新区，就是这样的设计，考德尔、米罗等雕塑大师作品的摆放都在设计之中，这是大手笔、大制作，我们现在还缺乏这样的制作，把握不了，基本还只将雕塑用来填空、“补壁”，这种观念已相当落后。

　　深圳的“拓荒牛”也很不错，是市政府的标志。既彰显了深圳拓荒的精神，也暗示了政府服务百姓的承诺。后来许多地方的城雕都做牛，就没意思了。

　　（曾成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长期从事雕塑教学与创作。雕塑作品有《鉴湖三杰》、《起舞》、《丹心忠魂》等。）

　　郑宏：城市雕塑与城市空间的脱节是主要问题

　　目前的城雕领域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艺术创作本身的、艺术之外的种种因素掺和在一起，导致了部分作品艺术水平低、各地城雕风格雷同等种种不和谐音符的出现。在今天，尤其需要强调和澄清城市雕塑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处理问题。城市雕塑与城市空间的脱节，是当下我国城雕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例如北京去年在石景山公园建的国际雕塑园，将雕塑集中放在园子里，收门票，从城市环境空间艺术来讲，这些雕塑根本没有融入公共空间、融入城市。

　　（郑宏，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环境艺术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景观艺术设计教学与研究，著有《广场设计》、《环境景观设计》等。）

(CSC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