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与敦煌壁画-理论文摘-中国设计之窗

　　　　　　　　　　　　　　　　　　　　　　张大千大师

　　张大千第一次去敦煌是在1941年3月。

　　初临千佛洞，张大千便迫不及待地提灯入洞，只见依稀的灯光下，石窟内的所有墙壁，从顶到脚，都绘满了五彩缤纷的各种壁画，铺天盖地，没有一点间隙，宛如一座金碧辉煌，满目灿烂的艺术之宫！甚至连接洞口和窟中主室的甬道墙壁上，也精细地画满了壁画，与洞口外的破败情景形成了极其强烈鲜明的对照。张大千对随行及家人说：“不得了！比我想象中不知伟大了多少倍。原定计划是来此三月观摩，恐怕留下来半年都还不够。”

　　壁画最大者高达十二丈六尺之巨，而他带去的纸最大的仅丈二，张大千便雇用喇嘛为其拼缝画布、粘接蜡纸，再精心磨就方动笔。壁画上的人物，大小高低不一，高的至天花板，低的离地二尺，为了完整再现壁画，张大千要求自己一行严格按照原壁画的大小临摹，由此蹲着画仰卧着画是常有之事，“临摹壁画的原则，是完全要一丝不苟地描，绝对不能参入己意，这是我一再告诉门生子侄们的工作信条。……临摹的每幅壁画，我都要题记色彩尺寸，全部求真”。

　　画壁画时，张大千上了架子，临空勾摹着壁画上的线条。这种最辛苦的工作只是完成初步的画稿。随后在洞外将蜡纸所绘的初稿覆在画布后面，利用强烈阳光的照射，用柳条炭勾出透过来的影子，再用墨描；稿定后再将画部架子抬进洞内，对着壁画一笔一笔的对着上色，佛像、人物主要部分都由张大千自己动手，其余背景上的亭台花叶之类则由门下分绘。就这样画一幅画，少则数日，多达数月，孜孜不倦地工作了两年有余，统计画成了276 件。

　　敦煌之行，张大千感觉受益无穷，尤以意志得到很大的磨练。“我在敦煌工作，有多方面帮忙都感觉非常的困难，揣想起来，古人比我们更困难。我们在敦煌的时候还有洋蜡烛，虽然不太好，总比油灯好得多。古人在洞中绘画，由于光线不够，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天花板往往几丈高，要画屋顶，一定要睡着、躺着才能够画，但古人的画虽然在天花板顶上，也没有一处软弱的，还有靠近地面的地方，离地只有二尺高，要画一尺或八寸的人物，画的还有一个大故事，这么小的人物，叫我们放在桌子上来画，已经觉得很辛苦了，而他们却在地上侧睡着画，比仰天画还要难。”

　　“敦煌壁画所绘之人物，可以考究隋、唐之衣服制度，可以补唐末五代史书之阙文，我认为其历史考证之价值，重过艺术之欣赏！”从壁画上的获知，大大促进了张大千对隋唐衣冠文物、乐器歌舞等内容的了解，充实了他历史方面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其技法获得提升。这种影响最显著地表现在其人物画上。有人称其吸尽人物画之精髓，从此画风高古、雄伟、瑰丽，超越两宋前人，所谓“吴带当风，曹衣出水”者，大千先生已兼获吴曹之长。

　　随着对莫高窟的了解增多、加深，张大千发现了佛洞的建筑特色和画中人物风俗习惯，还比较出壁画中不同时代的画法特点：“莫高窟的壁画造诣，言人像，盛唐用笔雄浑，高远极峰。每一时代人民情绪亦可考见。北魏喜夸张，画多夸大，西域新疆出良马，北魏画马，多以西域，马蹄较常马大两倍，其夸张与此概见。开（元）大（宝）之后，天下大乱，画多草率，宋尚礼学，画法拘谨，类今图案画者，人像亦干枯，不及唐人丰满，行笔用色，各不相同。”张大千对敦煌壁画的价值有了更高的认识。他认为，“虽然千佛洞之画为宗教画，但古代之衣冠文物，亦可以从中看出。因洞内有一人造佛像，就有一当时造佛像者之像，即所谓‘供养像’，此等画在历史上之价值，更足珍贵，不仅有其美术价值而已。”

　　同时，张大千还完成了平生仅有的一篇学术论文《关于敦煌壁画》。

　　对敦煌壁画接触得越久，张大千越为它所征服，他后来多次指出：“在艺术方面的价值，我们可以说，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敦煌壁画代表了北魏至元一千年来我们中国美术的发达史。换言之也可以说是佛教文明的最高峰。……敦煌壁画早于欧洲的文艺复兴约有一千年，而现代发现尚属相当的完整，这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的奇迹！”

　　张大千敦煌归来的画展给平静的绘画世界一池春水，带给世界一次又一次惊叹。许多人通过张大千的画作认识敦煌的壁画，并为这沙漠中宁静却跃动的美而感叹。陈寅恪评价张大千的敦煌行说：“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

（CSC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