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装之美之新锐书籍设计家访谈-理论文摘-中国设计之窗

　　蒋宏：

　　没有风格是最好的风格

　　蒋宏：1996年起涉足书业，开始设计图书，也做过书商。与出版市场一起成长，见证着出版业近10年的变化与发展。至今设计图书7000余件。1999年全国第五届书籍装帧展有多件作品获优秀奖。2004年获2008北京奥运会会徽设计大赛前十名。1996年-2004年有多件作品获客户口碑奖及最畅销图书奖。

　　　　　　　　　　　　蒋宏作品《电影海报》

　　新京报：你认为书籍的装帧设计和书的内容是怎样一种关系？

　　蒋宏：简单地来说，书的装帧是为书的内容服务的，内容决定装帧设计的形式。好的装帧设计是和内容相辅相成的，它为书的本身增加了审美附加值，同时也为读者增加了阅读的兴趣。我一直认为如果一本图书没有好的装帧就不是完美的。图书以思想为内容，用纸作为一种媒介，通过好的装帧设计呈现在读者面前。

　　新京报：那么就你个人而言，你在书籍装帧上追求怎样一种风格？

　　蒋宏：我做设计强调做到极简的原则。各种元素必须用的才用，设计不做无用的装饰。实际上，没有风格才是一种真正的风格———我们做设计时需要把焦点放在图书本身上，而不是设计的方法和形式上，因为任何一种设计都是为书的内容服务的，为读者服务的，所以在做设计时没有个人的喜好是最好的。重要的是把握书的特点，在做设计之前一定要抓住这本书的品质、特色；要事先设想怎样的设计才能将它和别的书区别开来，这是我们做设计时的一个出发点。

　　新京报：有人在评论你的设计时，说你有前卫的设计观念，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蒋宏：当然，我做的设计的确一直比较前卫或者说是超前的，这也是我一直追求的。

　　新京报：作为年轻一辈的书装设计师，你认为你和老一辈设计师的区别在哪里？

　　蒋宏：我认为我们更加市场化一些，接受新的东西会更快。我们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在前卫的设计理念中处于一种领跑的地位，我们会更有不断创新的精神，在设计中很少会守旧，也很少会用重复的设计创意，不管是风格还是设计都喜欢追求一种新的东西。当然，追求这样一种创新的形式，在设计上还是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也有失败的案例，但是这也正是我们的特色。

　　新京报：刚才你也说道，在做设计时，设计师一定要对书的品质有了把握，然后再做设计。但是，我认为不管是对书品质的把握，还是书装的设计，难免都会带上设计师个人的理解和特色，怎样才能让大众读者更好地理解这种带有个人烙印的设计呢？

　　蒋宏：设计师是一个需要综合性能力的职业。在专业上，设计师必须有熟练的专业技巧，有超前的设计理念，同时我认为一个设计师还必须有良好的洞察能力，我们需要观察整个社会，需要站在更高的视角点上。只有了解到社会和读者的需求，设计师做出的设计才能被读者、作者、出版者所接受。我们做一个设计，肯定不会一味地在设计中注入设计师自己的个人特色，而是要更符合大众的需求，不管是在设计艺术上，还是商业目的上。书籍装帧不仅是创作，更是一种产品包装，你的设计肯定是为产品服务的。出书的目的就是为了销售，而装帧设计就是要为良好的销售做准备。

　　新京报：你的意识是指好的设计需要达到艺术性和商业性的统一？

　　蒋宏：对，纯粹地做艺术是不负责任的，纯粹地为商业也是不负责任的。最好的形式就是做到艺术和商业的统一，在做设计的时候把自己对书的理解以及创新的设计融入到大众所需要的东西里去。

　　刘静：

　　我首先是个爱书之人

　　刘静：现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美术编辑室编辑。《胡适说禅》获第四届全国书籍设计艺术展铜奖。《人间巧遇·禅心人》获出版工作者协会装帧艺委会中央各部门委员98书籍设计艺术展银奖。《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获第五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优秀作品奖。《古玩史话与鉴赏》入选第四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

　　　　　　　　　　　　刘静作品《哲学家的狗》

　　新京报：你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大多数都是在为文学性图书做装帧设计，文学类图书的装帧和其他类图书的装帧有什么区别吗？

　　刘静：当然存在着很大的区别。文学类图书要求书装的设计跟书的内容必须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相比其他类图书和内容的联系会更加密切一些。书籍装帧被称为“有意味的形式”，“有意味”就是指设计形式不能脱离于作品而存在，形式要和内容相联系。文学类图书不管是在封面的整体设计上，还是在选纸、用字、色调上都要求和书的内容有更加密切的联系。

　　新京报：抛开文学类图书的装帧设计来说，你在设计上比较追求怎样的一种风格？

　　刘静：现在国内书装设计界一直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到底书籍的装帧设计是应该书卷气一些呢，还是应该市场化一些？这个问题被讨论来讨论去，好像要非此即彼不可。可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这二者不是完全对立的，所以我在做设计时，希望书卷气和市场化这二者能够达到较好的统一，我相信这种统一也是应该可以达到的。

　　新京报：在电脑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书籍装帧设计也受到了很多电脑技术的影响，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静：在第五届装帧会参展的一些作品中，我们当时就发现有很多作品都带有很强的电脑技术的痕迹，比如说金属字、投影等，这都说明电脑技术给书装设计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在国外，书装设计都经历过电脑痕迹较重这样一个时期，但是这种痕迹也慢慢地没有了。我觉得书籍的装帧设计还是应该多一点人性化的东西，电脑技术这种形式可能不是那么适合书装设计，当然有些设计的特殊效果还是需要电脑来完成，但是这都仅仅是一种工具。

　　新京报：作为年轻一代的书籍装帧设计师，你认为你们这一代设计师跟上一代设计师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刘静：从技术上来说，老一辈的设计人，比如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张守义先生，他们的设计可以说是一种纯手工的设计。那时候没有新的设计技术，不论现在的电脑技术，还是印制技术都是他们那个时候没有的。新的技术可以说是我们的优势，也是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但是从目前市场上的设计来看，我觉得年轻一代的设计师们对图书内容的关注度不够，各种素养也赶不上老一辈的设计师。作为一个书装设计师，你首先就必须是一个爱书的人，是一个能够真正把握书的本质的人，在这一点上可能新一代的设计师们还需要更加努力。

　　新京报：那就具体的设计风格来说，老一代设计师和年轻一代的设计师存在着区别吗？

　　刘静：我觉得具体风格上的区别不是很明显，如果说每一代的设计风格有什么不同的话，那也是因为整个时代所追求的艺术风格在发生着变化。我觉得一个时代的艺术风格都是相通的，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所以，不同的应该是各个时代艺术风格的不同，而并非设计师本身风格的不同。书籍设计师不是要追求一种风格或者形式，而是需要注重书本身和广大读者。书籍设计是为了更好地影响阅读，但是如果脱离了书的内容一味强调风格，阅读则会受到干扰。

　　吴勇：

　　书籍设计更加自由化了

　　吴勇：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美编室副主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地区）艺术顾问。1995年，《范曾画集》获第四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中央展区一等奖；1998年，《典藏开明书店版·名家散文系列》获第五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银奖。2001年设计的《国家图书馆碑帖精华》获国家图书奖。

　　新京报：1996年，你和吕敬人、朱虹、宁成春三人一起举办了书籍设计四人展，并出版了《书籍设计四人说》一书。有人称从那时开始，中国的书籍设计便开始独立化和商业化了。

　　吴勇：准确地说应该是书籍设计从那个时候开始自由化了，在学术上我们有了更多的自由，而并非是商业化了。以往做书籍设计的人，都是出版社的美编，是一种体制化和机制化的工作。那个时候美编都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状态，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设计，也不能自由地进行选择。一些事情并不想做，但是还是必须去做。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指在做设计时你会更多地考虑一个设计它学术上的东西，而不注重商业性？

　　吴勇：学术性和商业性这两个概念有时候是要分情况对待的，我在跟学生讲课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做书有时纯粹就是概念性的，当你做一些书时，你根本不需要考虑它是否能够出版。而在做另一些书时，我们又必须考虑到出版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办法如何在商业甚至是体制的限制下在设计上多做学术性的探讨。一本书从根本上说，它只要出版了，本身就是商品，关键就是看如何更多地在商业基础之上，从设计上给予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让整个时代，整个理念选择性都更多一点。

　　新京报：那么除了注重学术性之外，在设计上你还有没有自己特别注重的风格？

　　吴勇：设计师和画家是不同的，画家可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但作为一个设计师我是反对有风格的。设计师是为社会服务的，设计师的宗旨就是不断地探讨引导性作用。我认为设计是一个大的概念，它不单单只是包括书籍设计，还包括其他许多种设计。所以，设计师必须不断地有各种风格的形成，还要尽量避免与别人雷同，更要杜绝抄袭别人的设计以及别人的创意。

　　新京报：你的设计作品被很多人称为是比较前卫的，你如何看待前卫设计和传统的、民族的设计？

　　吴勇：其实我的设计并不前卫，要是大家看过国外的那些书籍设计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前卫。中国有很悠久的传统，也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如果只是把这些传统的、民族的元素往设计作品上简单地一拼，肯定是不行的。这只能说是把老祖宗的东西照搬过来，我把它们称为“懒惰设计”，这不是一个设计师应该做的。比如现在很多人做线装书，就是把古老的线装书形式硬搬过来，完全按照那个时候的东西来做，这就是一种吃老本，我觉得这应该是考古专家的事情！而作为一个设计师，我们应该是在对传统有了深刻的了解之后，用现代的语言在传统上进行发挥，我们可以用传统的工艺，但需要有新的表现方式。

　　新京报：有了个人的工作室以后，你的设计是不是和在出版社工作时不同了？

　　吴勇：这个当然。这就回到了我们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我说我们现在的设计有了更多的自由，也可以说我现在有了双向的选择，我可以选择委托人，委托人也可以选择我。有时候委托人他对书的要求我不赞同，现在我就可以拒绝，可以不做这个活儿。但以前在出版社这就是不行的，就算自己不愿意做，但是为了工作还是必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