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上为何没有见到国徽-理论文摘-中国设计之窗

　　　　开国大典一直到晚上9时30分左右才宣告结束。细心的人们发现，天
　　安门城楼上没有见到作为一个国家标志、象征的国徽……

　　国徽，国家的标志，象征着国家。
　　国徽，中国的造型，举世瞩目。
　　国徽，是亿万人民最崇敬、最熟悉的审美对象。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国徽。
　　连一支球队都要精心制作含义深刻、象征鲜明的队徽，一个国家怎么可以没有国徽呢？
　　然而，开国大典之时，人们听到了雄壮的国歌，看到了高扬的国旗，却没有见到庄严的国徽。
　　是不是组织者们疏忽了？
　　当然不是。

　　1．没征集到满意的国徽图案

　　1949年6月15日，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举行会议，决定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等项方案，做好开国准备。
　　会议之后，立即在国内各大报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天津日报》等刊登了国徽征集启示。
　　这是一次神圣的征集。
　　这是一次昭告千秋的征集。
　　征集启示不仅简略阐释了国徽的重要意义，还对应征的国徽提出要求：（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
　　同时，要求应征者必须附有详细的文字说明。
　　征集日期截止至8月20日。
　　消息很快传遍四面八方，传遍域外。凡是有些艺术修养、有些学识的爱国者无不为之一振，渴望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一展身手。
　　仅一个多月，筹备会负责此项工作的第六小组就收到国内及海外华侨应征的国徽稿件112件，图案900幅。图案千姿百态，林林总总，各有千秋。其中，清华大学营建系的10余个方案和国立北平艺专（1950年后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先生的方案有一定特色。
　　此间，朱德总司令也参加了征稿，在8月中旬让秘书也送上了他精心自画的国徽草稿。朱老总胸怀祖国大地，他制作的国徽草稿强烈地表现了以水脉养育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且兼顾了四面八方。图案的底边为四条黄色曲线，分别代表黄河、长江、珠江、黑龙江，这是横贯中国的主要水系，黄线的上面飘扬着一面红旗，左上方一颗黄星。
　　然而，不知是说明不当，还是认识误差，许多投稿者将国徽误为国标，或想象作普通的证章和纪念章。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致使所有投稿者绘制的所谓国徽图案均不足以表征国体。
　　负责此项工作的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顾问审阅后，认为绝大部分不能采用。
　　朱德总司令的图案也不能采用。
　　这是筹备会所不曾想到的。
　　第六小组一时忙乱起来。开国大典在即，如果没有合适的国徽似乎说不过去。尤其对一些颇有名气的艺术家们，不少人即是国徽图案的应征者，自己做了多幅国徽草稿，同时又是审选国徽草案的专家。这样的结果于情于理都无法接受。
　　于是，大家围绕900多幅国徽图案草稿进行热烈的讨论，决定请张仃、钟灵俩人综合现有图案的优长，重新设计了几幅国徽图案，并印制成《国徽图案参考资料》，报请有关领导和专家审阅，提出修改或设计意见。
　　到底用什么方式表现新中国，专家学者们绞尽了脑汁。许多人都提出了系统的意见，还有人形成了专门的论证报告，但大家的意见相去较大，谁都难以说服谁。为此，第六小组的成员和专家又专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修改意见。
　　最忙的要数张仃和钟灵了，一有新的意见，他们就要认真研究，尽量在设计稿上体现出来。具体形成多少样稿，修改了多少遍，他们自己也记不清。
　　然而，还是没有设计出大家认同、满意的国徽图案来。
　　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新政协会议马上就要召开。国徽评选委员会考虑到国徽事关重大，草率不得，马虎不得，而眼下又确实没有比较理想的图案，便建议在新政协大会上暂不决定国徽。
　　这个建议得到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的同意。
　　然后，这个意见报到了毛泽东处。
　　9月2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会上表态：“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还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决定。”
　　这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事情也只能这样确定了。

　　2．三类图案又遭否定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新政协大会主席团的决定，仍由马叙伦、沈雁冰和原新政协大会国旗、国徽、国都、纪年审查委员继续担任制定国徽的任务。
　　周恩来直接领导这项工作。
　　国家不可以没有自己的徽章。
　　建国一周年之际必须使用国徽。
　　任务显然还不轻松。
　　为了不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周年国庆时使用国徽，又能够设计出高质量的国徽，周恩来指示要多吸收一些专家，集思广益，共同设计国徽。
　　这样，清华大学营建系也成立了国徽设计组。组长由梁启超先生的儿子、营建系主任梁思成亲自挂帅。
　　参加国徽设计的主要有建筑学家林徽因、画家李宗津、建筑专家莫宗江、建筑设计教师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以及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者罗哲文、高庄、张仃、张光宇、周令刊、张正宇等人，由钟灵负责联系。
　　中南海的待月轩，是专家们经常讨论和修改国徽图案的地方。他们常常为一些设计思想展开热烈讨论，有时还发生争论，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好在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极尽聪明才智图示中国的特征，争论过后，感情依然融洽。
　　在设计和制作国徽图案的过程中，他们还广泛地吸收了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查阅和参考了国内外大量资料，最后形成了以三类内容为主体的一批草图。即：张仃等人设计了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周令钊等人设计了以天安门为主体加国旗五角星的图案；梁思成等人设计了以民族形式“壁”为主要内容并以绶带连接齿轮和麦穗的图案。
　　三类图案共二三十个方案，最后全部都送到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审定。
　　常委会极其认真地进行了讨论研究，反复比较了各种方案，结果认为仍然都不够理想，不够恰当。这有点始料不及，也使国徽的制作一波三折。最后，常委会多数人觉得周令钊等人设计的图案有些可取之处，可以以此图案为主加以修正，另制图案。
　　根据常委会的意见，梁思成、张仃、周令钊等专家在一起进行了反复研究。大家感到，1950年的国庆日益迫近，为保证完成任务，在国庆时把国徽挂上天安门城楼，还是要设计两套方案为妥，以保万无一失。于是，专家和学者们分成了两个设计组对各种构思和设想认真推敲，精心设计。
　　梁思成、林徽因身体出现了不适，但他们坚持抱病参加设工作。
　　每个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决心拿出最美好的设计，为祖国争光。
　　这一次，专家和学者们冷静地把国徽图案设计以来的所有设计方案、各个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梳理，形成了设计的主体思想，并对图案应包括的基本构件进行了研究。最后，两个国徽图案设计小组确定了国徽图案必须体现的核心内容。
　　一个小组的设计内容是：用齿轮、麦穗、五星、绶带作为题材，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政权和全国人民的大团另一个小组的设计内容是：把天安门作为题材的一部分设计进去，用以代表“五四”民主运动的发祥地、新中国的诞生地，以天安门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比较起来，各有千秋。
　　仔细品味，均含深义。
　　但两个小组都没有停留在核心设计内容上，他们都在这些内容的基础上深入开发，合理构图，追求更高、更好。
　　以梁思成为组长的清华大学设计组，坚持从“中国特征”这一要求出发，在图案的色彩上动了不少脑筋，他们选定了使用红色和金色作为图案色调的基本组合，充分接近中国民族传统的色彩情素。
　　红、金两色是中国人观念中最高贵的颜色。红色体现我国吉寿喜庆的民族色彩传统，但凡喜庆，大红灯笼高高挂，或者大红彩幅耀庭前，以红色作为最充分的装点，显示热烈、火爆、生机与活力。金色体现华贵富丽。在封建时代，老百姓连穿黄色调服装的资格都没有，只有王公大臣才有条件做一点带黄边的服装，真正的黄袍加身只有“皇帝老儿”一人。因此，金色亦即金黄色表现了最为高贵的色彩。金红相间，互为衬托，也确实可以增加图案的瑰丽多彩。
　　为了使国徽从形式上更庄严、肃穆，清华大学设计组决定把天安门画成正立面图，把象征我国政权的五星红旗作为天空背景覆盖着祖国大地，端正地放在国徽图案的正中轴线上，左右对称，用以体现中华民族庄正、坦荡、轩昂的气质。
　　在造型上，两个设计组在设计过程中还参考了各国国徽图案，并对我国古代的铜镜、玉壁、玉环等礼仪文物的装饰纹样及工艺效果，进行了研究和借鉴。
　　可以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美术大融合，这是中华民族美术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的艺术盛事。
　　两个组的专家、学者，经过将近半年的辛勤努力，对数十个设计图案反复比较、精心研究，最后各自完成了一幅自己认为最满意的图案，一幅穷尽了当时艺术大师们智慧的图案。
　　送审前，梁思成先生久久端详自己领导设计的图案，心中感慨万千。他觉得，一年来的努力没有白费，千万般辛苦化作了结晶，图案可以堪称绝世精品。

　　3．毛泽东颁发施行国徽命令

　　1950年6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到了。
　　新生的共和国，气象万千。
　　夏日的北京城，生机勃发。
　　6月20日晚，全国政协国徽审查组最后一次讨论国徽方案。
　　周恩来亲自主持了这次讨论。
　　当时送审的两个方案，即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方案用放大模型并排挂在一侧的墙上，让政协委员们审定。两枚国徽图案的边沿部分大致相同；中心部分，中央美术学院方案的天安门是透视图，红墙绿瓦，大圆柱，前面是金水桥、鲜花，上面是蓝天；清华方案同样有天安门，不过是立面图，而且推得很远，天上是国旗的五星图案。
　　两幅图案，两般寓意，两种风格。
　　有趣的是，参加审定的委员们也很快分成了两派，一派以田汉为首，赞成美术学院的方案。认为“中国特色”鲜明，民族色彩浓重，表现直观，意境深远。一派以张奚若为首，赞成清华的方案。认为构图简洁，表征突出，国体特征明确，大气庄重，有时代特点。
　　周恩来认真地听取大家意见，并不时向专家们询问一些细节问题，鼓励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以便使国徽的定型达到完美的境界。他见李四光同志坐在大沙发上，凝视着对面墙上的国徽模型沉思不语，知道这位世界知名的地质学家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便点将要李四光表态。
　　李四光已经认真地比较了两个图案，虽然觉得各有千秋，但他倾向于清华的国徽图案。直率的科学家例来不会含糊其辞，也不会搞什么外交辞令。听到周恩来点将，立即开口说：“我看这个好！天安门广场宽广，五星红旗布满天空，够气派！”
　　总理笑着回应：“我也觉得这幅好。”
　　大多数专家学者也对清华的方案予以首肯。
　　随后，周恩来综合大家的意见，决定以这幅图案为基础继续加以修改。他还建议将麦穗设计成挺拔向上的形象。
　　说起麦穗，还有一段情缘。
　　1942年冬，在欢送董必武回延安举行的茶话会上，重庆郊区的农民送来了两串颗粒饱满的麦穗，在炉火的映照下，麦穗显得金光灿灿，一位同志由衷地赞叹道：“真像金子一样！”
　　宋庆龄同志接着说：“它比金子更宝贵。中国人口80％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便可丰衣足食了。”
　　当时，周恩来也在茶话会上，他抚摸着麦穗，意味深长地说：“粮食是人民的命根子，我们又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等到全国解放后，我们一定要把麦穗画在国徽上。”
　　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
　　在设计国徽图案之初，周恩来就提出了图样中要有麦穗的建议，在最后审查阶段又一次提到麦穗，显然是“耿耿于怀”。
　　这次会后，又由梁思成等人执笔，大家一起讨论，经过反复修改绘制出一个既有中国特征，又庄严富丽、大家都满意的国徽图案。
　　6月23日，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召开。经会议审查，同意国徽审查委员会的报告，通过了国徽审查委员会所拟定的国徽图案，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核准公布。
　　当然，在这次会议审查国徽图案时，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幅图案的设计还不够理想，应当设计得更好。
　　在提出反对意见的委员中，以张治中先生的意见最为直接、鲜明。这位因国共和谈破裂，被周恩来挽留下来的政协委员确有自己的见解，他明确指出：“国徽的背景和大前门香烟的背景相类似，使人看了有不够庄重的感觉。而且天安门是封建遗物，又是非永久性的建筑物，而国徽则是永久性的，是否考虑用别的东西代替？”
　　讨论的结果，他的建议未被采纳。
　　客观而论，张治中在国徽问题上的看法不无道理，是否有雷同于大前门香烟的图案也许问题不大，但封建遗物却令人深思，非永久性也颇含卓见。遍观世界各国国徽图案，以历史建筑物为内容的虽然也有，但是很少。特别是以封建王宫为内容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多见。
　　只能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特点。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
　　说明指出，通过的国徽图案是集体创作的，兼具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A．形式和色彩庄严而富丽。
　　B．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旗既可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政权的意义，亦可省写国名；天安门则象征“五四”运动以来人民的政治斗争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颇具“中国特征”。
　　C．以齿轮和麦穗象征工农，麦穗并用，也寓含着地广物博之意；以绶带紧结齿轮和麦穗象征工农联盟。
　　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颁发施行国徽的命令。同日，全国各大报刊登国徽石膏模型照片以及莫宗江据此绘制的“国徽方格墨线图”和“国徽纵断面图”。
　　至此，庄严明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终于诞生了。

　　4．国徽定型设计者

　　国徽图案通过后，还需制作国徽浮雕图案。
　　清华大学营建系的高庄，有幸接受了这项光荣的任务。
　　说起高庄，我们不得不多说几句。
　　戴煌在《直面人生》一书中专章写到了这位艺术高超，终生磨难的工艺美术大师。
　　高庄，上海宝山人，生于1905年，原名沈士庄。1925年“五卅”运动起，直到1947年“五二○”的多次反帝爱国运动，他都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早年，他在《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陈望道创办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读研究生时，即深受陈望道与进步教师丰子恺等人的影响。从中华艺大毕业回宝山乡村师范任教，见学校图书管理员、地下共青团员王愈（女）在撒传单时，被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拘捕。他组织全校师生前往营救，并连夜护送王愈逃往外地。数年后，他与王愈结为夫妇。
　　抗战伊始，正在江西的高庄夫妇决定参加新四军。尽管新四军驻景德镇办事处人员见他们已有小孩而予以劝阻；尽管在事后的流离中这个孩子夭折，生下第二个孩子的王愈又惨死去，但高庄到欧阳予倩领导、徐悲鸿支持的桂林艺术师资训练班执教后，依旧积极参加我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包括苏联文化展览在内的一切进步文化艺术活动，并创作了许多抗战美术作品和《列宁》《高尔基》《鲁迅》等人物肖像。
　　1944年到了重庆、成都后，他与著名科学家关肇直及华西联大的一些师生，共同把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译成英文，并自己出钱印发，被认为是向国外发行这本名著的第一个外文版。
　　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他又及时塑成《毛泽东》浮雕像，被陈列于《新华日报》橱窗。听说《新华日报》歌乐山发行站缺乏交通工具，他毫不犹豫地无偿献出自己非常喜爱的泊来品“三枪牌”自行车。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的一些活动，他更积极参加。
　　抗战胜利，他应徐悲鸿之邀，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1947年“五二○”运动，他再度扛着大旗走进艺专师生队伍的前列，由此而被国民党特务两次秘密搜查了住所。我地下党为避免其受到伤害，特派艺专的党员学者朱程把他和他8岁的儿子送往冀察热辽解放区。在那里，高庄任联大鲁艺美术系主任，为我党培育了大批美术人才。
　　我军攻克锦州，高庄随军向锦州开拔，准备进关。作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他坚持自己背行李，拒绝一切优待。
　　1950年7月1日，已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执教一年多的高庄，受粱思成委托制作国徽浮雕模型。
　　此后的一个多月，他在探索、试作、比较，反复修改……高庄首先对平面的国徽图案进行仔细研究，发现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原图中的稻麦秆向外弯曲，是重头的，杂乱的；红绶的飘带，缺乏来龙去脉，且有城墙不正的感觉。高庄认为，作为新中国及其政权的象征，这样的图案未免显得凌乱、软弱、涣散，缺乏庄严气魄和凝聚力，且天安门还有某种不稳定感。他决定进行修改，力求图案的艺术性和政治性达到完美的统一。
　　高庄从琉璃厂文物商店自费买来秦汉铜镜和北魏石刻等物，进一步研究借鉴我国古代艺术的造型规律。几乎接连四十多天在强光下夜以继日地用泥巴、石膏等反复塑造，连自己孩子的吃饭和学业都置之不顾，特别是他的右目还被灼伤，并一度失明。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构思，精心比较。高庄把稻麦改成分行并列向上，并赋予刚柔相济的不同性格，象征我们国家各民族的团结共存，象征中华民族的蒸蒸日上，红绶改成有规律的穿插，与天安门城墙相呼应，给人以坚强、安定的印象。其他的地方也作了一些修改，如天安门的大孝华表的位置、国旗上五角星的距离，等等。
　　修改后的国徽图案，整体与局部变化统一，庄严大气又自然美观，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气魄和时代精神。
　　然而，高庄万万没料到，当他把这模型送进了中南海，有人竟说他这是“违法”的，因为原图案是经全国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毛主席举了手的。
　　这时离国庆一周年虽然还只剩下一个来月，但他必须按原图案重做，并在一周年前夕如期挂上天安门。
　　遭到无情打击，高庄得了轻度脑血栓，面部瘫痪，双目一大一校虽然至此，他在不得不按照那个有严重缺陷的原图案重新塑造浮雕的同时，仍直接上书毛主席并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阐述自己的修改意见。
　　周恩来总理得悉此情，一边设法使政协有关会议通过高庄的修改图案，一边委托彭真与康克清去清华园向高庄当面亲切慰勉，肯定其精心构思和对党对国家的一片真诚。这样，才使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朋友们在天安门、新华门和全国各级政权机关的大门上，看到了今天这样的端庄、美丽、严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政务院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开会讨论国徽图案时，高庄在会上说：“在塑造国徽模型时，我有一种愿望，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并赋予更崇高的民族之魂和时代精神，希冀把我们国徽的艺术性提高到国际水平，永放光芒。”
　　至今，高庄仍珍藏着当年制作的石膏国徽模型。
　　高庄在工艺美术方面造诣很深，木刻和素描很有功力，深得美术大师徐悲鸿先生的赞赏。
　　在完成国徽造型浮雕后，在郭沫若的提议和徐悲鸿的特邀下，高庄深入著名窑厂设计并烧制出60余件“建国瓷”。其中17件最佳作品被赠给了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其余的也被携赴东欧各国巡回展出并被收藏。正当这些国家的人民盛赞中国的古老陶瓷工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推陈出新的成就，同时也惊叹高庄教授有双“金手”的时候，因为一次“不鼓掌”，这位有双“金手”的人就被诬陷为“四反分子”，他光明磊落的一生就被全盘否定，他对国徽的定型和塑造所做的贡献也被全部抹煞甚至由别人冒名代替。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
　　1954年冬，高庄作为中央美院访苏代表团的成员，带着自己创制的被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瓷”的新陶瓷工艺品赴苏展览。11月30日晚，苏联文化部为中国众多的访问团举行招待演出。其中一个名叫《梦与木偶》的所谓中国舞剧，男人拖着裤子，女人缠着小脚，形态丑陋，舞姿淫荡。同场观看的我军总政文化部的陈沂、陈其通、马楠等人都觉得这很不好。高庄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决心不鼓掌。
　　归途中，苏方翻译征询高庄观感，高庄说：“现在还演孙中山革命早就革掉了的落后东西，是不好的。”为此苏联文化部特派人向高解释说：新中国的舞蹈尚未传到苏联，只好用旧的舞剧来应应景，请高教授原谅。
　　可是，有些人却把高庄此举故意歪曲汇报，使馆文化参赞刘晓和大使张闻天对高庄作了批评。
　　不久，高庄被通知提前回国。
　　高庄回国后，立即接受了审查，“肃反”运动开始后，又被一些人给他戴上了“反苏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四反分子”帽子。
　　从此，高庄厄运不断。
　　1957年“反右”，高庄被强加的“反苏反共”等罪名又被人旧事重提，但当年被指定为中央美院“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专家张仃后来证明说，那时并没有给高庄戴“右派”的帽子。
　　1960年冬，高庄到山东淄博陶瓷厂下放劳动。他沿途目睹极为严重的灾情，非常同情苦难的人民，并在会议上有所表示，被人说成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1961年1月，高庄被调到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工艺美术局。第二年，合作总社党委和工艺美术局党支部要给他摘“右派”帽子，高庄说“我根本无帽可摘”，这又被认为“拒不改造”。
　　终于，1964年3月初，合作总社党委以“态度极为恶劣”等为由，决定对高庄“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让民警给高庄戴上手铐推上囚车，押往监狱。
　　在劳教与就业过程中，高庄仍然痴心难改。在政治学习会上，他批判林彪的“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谬论，认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结果被新账老账一齐算，直到林彪叛逃摔死为止。
　　但是，林彪摔死后，高庄只是被摘去“右派”帽子，1954年的问题至死没有彻底解决。
　　高庄教授在80岁的时候，曾作诗言志：

　　老牛老来甘埋头，
　　步步耕耘不求酬。
　　青草吃饱已足乐，
　　白骨愿入艺人手。

　　这首诗反映了这位为人民做过卓越贡献的艺术家的宽阔胸怀。
　　1984年4月，高庄走完了人生之路，临终前，他叮嘱全家老少届时应为国家节省每一分钱：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也不搞遗体告别，并把遗体贡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
　　这些，其全家老少事后都照办了。一位美术史家在著作中形容说：“没有哀乐，没有花圈，也没有眼泪。一方白布裹起了这位被遗忘的艺术家，送上了北京医科大学的解剖台。”
　　高庄去世时，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唁函这样说：高庄教授从事艺术与教育工作历60年，在陶瓷、浮雕等方面多有建树。他参加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作为中国人民解放的象征将永留人间……他一生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他多年蒙受磨难，仍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始终如一。
　　一位美术史家则悲愤写道：
　　国徽，共和国形象的造型，举世瞩目。她是亿万人民最崇敬、最熟悉的审美对象。可是，国徽浮雕的定型设计者高庄，对共和国的人民来说，却是如此陌生。他把美献给了共和国，却把苦难留给了自己……国徽的设计和完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凝结着许许多多设计者的心血，饱含着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戴，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对新中国的一往情深。每一个参加国徽设计的人，在人民心中都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国徽图案一经确定，设计成员都得到一份稿酬——800斤小米。
　　在今天，800斤小米无足轻重。
　　在当时，800斤小米是一笔大财富。
　　艺术家们无一人领取，都如数捐给了国家。

（CSC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