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家到设计家，没有从设计家到艺术家的”-理论文摘-中国设计之窗

邹跃进：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著名美术批评家　　　　　　　　　　　　
胡建斌：人民美术出版社装帧设计编辑室主任、日本东京学艺大学平面设计硕士

　　邹：你的油画作品曾在香港嘉士得艺术拍卖会和京城的艺术拍卖会上爆过冷门,现在主要从事设计工作。在纯艺术和设计之间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尤其到本世纪末，它们之间的界线也越来越模糊，从你的经历来看，是不是也有这个体会。

　　胡：在日本留学时，我的指导教授佐野宽先生有一句话，"从艺术家到设计家，没有从设计家到艺术家的。"这种逻辑关系，讲得非常清楚，做设计这一行必须具备美术的基础，具备艺术家的素养和眼光，只有从艺术到设计，这个过程才是顺理成章的。我大学毕业后做了七年的美术编辑，掌握了编辑的流程和编辑的相关业务。1991年底，赴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国立学艺大学研究生院读硕士，选择的专业是平面设计。纯艺术和设计之间没有茅盾，中西方很多艺术家同时也是设计师，现代艺术的不少作品也是属于设计范畴的。
　　邹：设计和纯艺术在观念上是关联的，但设计有特别的表达方式和技术性要求。
　　胡：对，设计有相关的表现手法、表现语言，尤其是电脑在设计中的运用。

　　邹：在日本的研究生院有没有多媒体设计这个课程？你研究的课题是什么？
　　胡：研究生院当时没有设立这个课程，但举办过观摹和讲座，我选择的研究课题是图书设计的历史发展－－未来形态的考察。研究图书从原始的构成形态到近现代的构成以及将来的发展。这个课题的确定，是与我在日本出版社工作的经历分不开的。

　　邹：你一方面在大学做研究，另一方面在出版社做实践，是吗？
　　胡：是的，当时这两方面结合得较好，也算是比较幸运，在集英社下属的一家出版公司工作，和我的课题结合得相当好。

　　邹：日本的出版社和中国的出版社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你研究的成果转换成实践了吗？
　　胡：在出版流程和出版环节上，中国和日本是相同的，我想，世界上每个国家，在图书出版的环节上应该是一样的。但在出版管理、出版运作和编辑方式上有较大的差别，通过几年的工作，我最大的感受有两点，一是硬件方面。日本是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之一，出版物的市场很大。集英社的一本杂志《少年飞跃》仅在国内市场就有600万册的发行量。在编辑方式上，电脑已成为不可缺少的工具，这是基本的技能。还有，既严谨又灵活的机制给出版业提供了可操作平台。第二是软件，即人的因素，它包含了编辑的策划能力和市场分析能力，在我的同事中，编辑分为两种，一种是做策划、跑市场、搞调研，不会常常呆在办公室；第二种是做案头，主要做技术上的工作，如设计版式、编排、校对、文字加工等。一些中小型的出版社采取的是委托加工的形式，将一个选题确定后，分别委托设计工作室、照排公司和印刷会社来完成。工作的勤奋和努力对出版社的编辑来说是起码的行为准则和工作态度。各环节配合得紧张有序，没有吵架和误工，这种团队精神使得工作迅捷、通达，并产生良好的效益。
　　我当时在出版社的主要工作是搞设计和画插图，学习并掌握了苹果电脑的操作使用，同时兼做翻译，因为与香港的出版社有业务往来。我的研究课题是在工作实践中产生的，经历了国内和日本的两种工作形态，信息媒体的多样化使你不得不有新的认识和研究方向。但理论转化为实践需要一个过程。
　　我研究的课题是一个认识上的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我认为，做学问，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邹：刚才提到你的指导教授佐野宽先生，他的教学和指导有什么特点，对你有哪些影响。
　　胡：佐野先生是日本设计协会教委会主席，设计界的知名教授，在现代文明评论和文艺批评方面有一套完整的理论。研究生院设有"佐野宽研究室"，传授平面设计的表现技能、讲评国内外的优秀作品。他授课有一个特点，经常带我们去观摹展览，这些展览有外国的、日本的；有设计的、美术的、摄影的，看完后要求每人写出报告，在研究室讨论。他有两点对我影响较大，一是做设计要善于思考，不要做工匠，要将设计活动放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做保护生态环境的先行者。第二点是，将设计运用于生活中，参予到经济发展中去。工作中要有良好的合作精神，交流和沟通能够取得圆满的结果。

　　邹：现在，电脑的出版物很多，已成为出版业的新品种，你出版了一本《电脑美术设计》的书，与同类书相比，它有什么特点。
　　胡：我是从艺术的角度来谈电脑，而不是从电脑的功能出发谈艺术，书中的例图都是我自己的作品，在编排上也讲究一种艺术的氛围，强调视觉的美，使人读起来不单调。我是学艺术出身的，侧重于"用"而不是"注解"电脑菜单。

　　邹：电脑美术是一个新概念。
　　胡：电脑美术英文是Cyber art，电脑图文设计称为ComputerGraphic简称ＣＧ，它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就30-40年历史，有了电脑的普及以后，才有通过电脑这个手段来创造一种美学的形态、一种设计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