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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学行直格自高

2006-06-14 16725 0

  12月中旬,由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武汉市城市规划咨询服务中心等主办的“现代城市规划与居住文化论坛”开坛,王受之受邀登坛布道。

  热忱睿智、精力过人,这是见过王受之的人给他的评价。因研究建筑、工业产品、平面、时装、汽车、城市规划、插图、现代和当代艺术、娱乐等方面的史论均有建树,广博的视野,让王受之的演讲极富魅力,所到之处,听者云集。

  王先生在武汉停留时间太短,本次对话只能借助电脑视频来完成。有问必答,一针见血、绝不搞迂回的外交辞令,学者王受之性灵顿显。

  王受之,1946年生于广州,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设计理论家和设计史专家,中国现代设计和现代设计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洛杉矶帕萨迪纳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终身教授,曾任联合国开发总署专家。还是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等高校的客座教授。


数字品牌是巧合

  问:作为世界一流的设计大师,对普通百姓来说,知道您的名字是因为您是中国房地产老大万科的顾问。

  王:我不是设计大师,这辈子也没希望当上设计大师,千万不要给我这个美誉(笑)。我主要是教书的,充其量是个搞设计史论的作家。做万科的顾问差不多有10年了,但我们的合作并不是大家想像的那样———万科的设计都是我做的。我只是对万科某些具有实验性的项目,比如深圳第5园、17英里等,提一些概念上的建议。我实际上没有那么大的影响,所以不要太夸张。

  问:近年来,武汉发展很快,有许多大手笔的设计是国际招标,作为我国现代设计的奠基者之一,您在武汉有设计项目吗?

  王:武汉对我有特别意义。我的童年和青年都生活在湖北艺术学院(现武汉音乐学院),从小就看关山月、黎雄才等顶级艺术家怎么画画的。

  到现在为止,我在武汉还没有一个项目。但即将有一个,建造的时间大约4-5年,项目做得怎么样,要等做完后才能说。

  问:您命名的17英里、第5园等,都成为了我国的住宅名品。您似乎特别偏爱带数字的名词。武汉汉口万科旗下的“香港路8号”有些西化,那是你的智慧体现?

  王:香港路8号跟我没有关系。我其实取过许多不带数字的名字,个人也喜欢《楚辞》,好多名字都从《离骚》、《九歌》中演变出来的,但开发商觉得太雅,没有用。他们就是喜欢我取的带有数字的名字,所以说,与其说是我的创造,不如说是开发商的敏锐。那些名字成为了品牌,应该说是一种巧合,并不是我专门喜欢数字。


讲真话不昧良心

  问:对于一些大型建筑项目,人们习惯不吝奉上溢美之词。您好像不是这样?

  王:建筑是要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建设之前我们都需要冷静地思考留给后人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面对城市规划、建筑中存在的弊端、问题,我从不讳言自己的不满。

  问:批评就意味得罪人。因为您的国际知名度高,您的批评让人不堪重负,如果错了呢?

  王:(笑)我觉得我提出批评的一般都不错。我在美国工作内容主要就是教设计理论。设计理论在好多美国学校叫批评系。我们的工作,我们培养的人,目的就是批评。设计批评和建筑批评,在现在的中国基本是不存在的。

  中国如果没有形成批评这么一种新的文化的话,中国的建筑艺术是不可能有发展的。所以我在中国,哪怕冒着得罪人的风险,仍要去批评。因为我的目的不只是去批评几个人,而是想在中国人当中树立一种新的批评的风气,不要因人际关系、裙带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等,去迎合某些人,昧良心不讲真话。

  问:对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设计大师的作品,您也会不留情面地批评吗?

  王:当然。比如说保罗·安德鲁做的国家大剧院、库哈斯做的CCTV大楼,放在那个位置我觉得是不合适的,我并不怕得罪他们俩。在外国,批评家并不会对批评对象仇恨,他们的心态很平和,而在中国一批评好像就是得罪人,是人身攻击,其实我是对事不对人。

  问:对于您这样的设计大家来说,成功的案例不胜枚举。我想知道,您自己不满意或被别人批评过的案例有没有呢?

  王:(笑)我参与策划,做出来的户型大家不满意把墙砸掉这是有的,但是要从市场来说,我参与的项目基本上都卖得很好。比如俊园(现万科深圳公司的总部大楼),那是当时国内最高的公寓。高层有8套是超过1000万人民币,一开盘就卖掉了,这在1996年那是天价了,很成功的。而从现在的角度来看,那就很不好了。

  问:哪里不好?

  王:因为它是一个欧陆风格。在当时,国内搞现代主义没人要。所以我觉得评估一个楼盘它是不是成功,除了它的功能性,还要把这个楼盘放在具体的时间背景里面看,不能从2005年的角度去看一个1995年的楼盘。有差距,是因为时代在进步嘛。

早走半部得天下

  问: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的行为方式。您和其他艺术家合作的时候,是迁就得多,还是坚持得多?

  王:我和别的艺术家合作并不多。我曾经和几位艺术家搞过一个五人展,结果不是很愉快。

  问:为什么呢?

  王:这不是我的问题,而是那几位艺术家对个人排位看得很重。我总是把自己放在最后,但是他们四个人对于把谁的画放在第一位,都过于敏感。从那件事情以后,我不太愿意跟别的艺术家合作。

  问:如今您投身房地产业,好多都是上千万上亿的项目,不合作独干可是不行的?

  王:不错。开发商做楼是要卖的,那不是做艺术展览用的。在商业的项目中,我是尽量不妥协,如不侵犯到我做人的原则,我还是会妥协。

  比如我正在做的一个楼盘,开发商要突出欧洲风格,其实我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不喜欢欧洲风格,但会和一群设计师一同工作,尽量让他们的欧洲风格更地道一些。

  问:因为固有的审美取向,设计家在自己的设计方案里,难免会注入自己的设计理想。怎么判定您的设计理想是和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暗合的?

  王:这个很容易去体会,就是你多和你周边的朋友去了解。比如我做房地产的策划,就多跟买房子的人聊天,慢慢就可以悟出来现在的人已经走向了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当然,不能是消费者想要什么我就给什么,总会向前走一点,比别人至少早走半步,等东西出来以后,那就是市场正需要的东西。

合壁中西守文脉

  问:您的建筑随笔《骨子里的中国情结》融汇古今,打通中外,带我们进入了一次建筑文化旅行:从苏州园林到皖南民居,从上海的石库门到岭南的“四园”;从凡尔赛宫到纽约第五大道,从欧洲的联排别墅到美国的公寓……逐一比照,我们怎么看世界视野下的中国建筑?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还要不要传统中国风味?

  王:中国人有5000年居住的历史,在设计方面还是希望有一种中国式的生活方式。但是西方的现代建筑,的确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中国传统的居住形态更加优异的形态,所以我觉得,从中国人的居住类型来说,可以走近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主义。

  问:那就是折中,走中西结合?

  王:是的。但怎样把中国人的审美情结,和西方人所发展起来的现代的居住形态,有一个很好的结合,这是一个课题,我们大家都没有做到。

  问:每个城市都应该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在无法避免的全球化进程中,怎样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独特的文脉个性?

  王:一个城市的规划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个因素是历史和社会因素,第二是交通,第三是绿化带。比如武汉市,三镇鼎立,这是历史形成的;根据社会因素,它形成了沿江大道、中山大道、解放大道等,这一部分不要打破,尊重它,也就是尊重了历史的文脉。

  武汉长江大桥和汉水桥建成,沟通了武汉三镇;现在又修了白沙洲大桥,正在修阳逻大桥,二环形成。交通结点上,不可避免会产生很多新的住宅区,但它并不代表整个城市的文脉。像广州的人民路,天桥一修,走路是方便了,但把人民路的文脉给毁了,这个天桥应该是要拆掉的。因此,新住宅不应该和历史文脉所形成的旧住宅区产生冲突。

  总而言之,我们对于山体、对于池塘、丘陵等,不要做大规模的土方,尊重历史、尊重环境,才是我们未来城市应该走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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