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华：想在深南大道上“雕塑”庄稼

与中国美术学院博士、深圳雕塑院院长孙振华的会面是在我完全搞不清楚方位的情况下开始的。根据他电话中的指点，我算是比较顺利地找到了深圳雕塑院。上了2楼，敲门，开门的是一位留着短发、蓄着短短的络腮胡子的中年男子，在交换名片之前，我一直难以相信，在这栋外表不起眼、内部装潢过时的办公楼中，迎接我的就是创作了雕塑《根》和参与组织《深圳人的一天》等著名雕塑艺术活动的孙振华。

“身体好，肯跑路”

不知是由于他曾经做过两年“知青”，还是因为骨子里从来就保留着一份不愿停滞、不肯轻易固守现有生活的气质，从湖北跑到杭州、又从杭州跑到深圳的孙振华，仍然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出去跑的机会，他以一名雕塑家和雕塑艺术策划者的身份，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最平民化、最生活化的人情世态的濡染与震撼。

孙振华本科学的是中文，在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1981年任文艺理论教研室助教，1984年，在中国掀起一股“美学热”之际，孙振华继续攻读华中师大文艺美学专业硕士，1987年获硕士学位。1986年，他得知当时的浙江美术学院（现更名为中国美术学院）要招收中国雕塑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在报名须知上，他看到负责招生的一位老教授、也是他后来的导师写了以下6个字：“身体好，肯跑路。”常年扎在书堆、渴望将所学知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孙振华，当时就冲着这6个字去了；在攻读博士的过程中，他获得了许多考察历史遗迹、深入乡野的机会。1993年，已获博士学位、在杭州留校任教的孙振华，由于一个偶然的机缘调入了深圳雕塑院工作。他是浙江美院第一个自动放弃教职工作的老师，在当时看来，从杭州这个“人间天堂”来到深圳这处“蛮荒之地”，简直是他身边的人无法想像的事。

如今，孙振华安然地守在这栋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雕塑院的小楼中，在几乎谈不上任何装潢的办公室里进行他的日常工作。在这座外表极不起眼、内部更显陈旧的办公楼中，或许只有孙振华能够切身体会到，离开校园，选择深圳，让他的生活有了质的转变。每一项大型雕塑艺术策划，他都需要考虑融资、说服上级领导、招兵买马等环节，在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他看到将艺术和社会结合起来的实际成果；在深圳这个被视为充斥了物质与功利的城市中，孙振华却找到了一条将金钱和浪漫主义的理想结合起来的可行之路。

屹立于东门的雕塑《根》，深圳市园岭住宅区《深圳人的一天》大型公共雕塑艺术，以及深圳市上步中路雕塑景观示范带，深圳市深南路雕塑景观工程等，孙振华在每一次由他参与或组织的雕塑艺术活动中，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他对深圳这个城市的理解与期望。

从《深圳人的一天》开始，“把雕塑家的作用降到零”的观念，成为孙振华越来越坚定和清晰的一种立场。孙振华谦虚地将雕塑家的工作设定为“原样复制对象的翻制工”，因为他认定，一个城市的故事与记忆，总是来源于这个城市的民间记忆，而不是一个小圈子中艺术家们的概念与设计。

“我住过的地方几乎都被拆掉了！”

孙振华承认，在深圳的确很难找到拥有共同话题、能聊得深入的朋友和圈子，社交生活被他戏称为“形而下的”聚会；不过，孙振华也很庆幸，深圳的生活却给他在个人的冥思玄想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使他的精神生活在另一方面得到了满足。

跑来跑去的孙振华也有遗憾。“我住过的地方几乎都被拆掉了！”他不无感慨地说。从他出生的湖北荆州母亲分到的江陵法院的一间宿舍，到他下乡时住的红砖房，到读大学时的学生宿舍，一直到他来深圳，总共住过的地方有10处左右。让他惊讶的是，几十年间，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了，当他故地重游，不得不买一张地图来确定方位。“即使是普通人也有理由怀旧，住过的房子中保留了自己的足迹、故事、青春……然而在飞快的发展和建设过程中，人们拆掉的东西也太多了。我找不回过去生活在某个地方、某间房子中的记忆。”孙振华说，“现在这所雕塑院，也已被列入要拆的建筑之列，看来我又要失去一个可以回忆的地方了。”

如果说保留住一件东西的最好方式之一便是拥有它，孙振华却不愿意选择，因为他骨子里有一种不愿受牵制的天性。与大多数20世纪90年代前后来深圳的人们不同，在深圳居住10年的孙振华依然在租房过日子，他不愿将心思花在买房后的种种琐事上；与许多研究艺术的人不一样，他从不收藏名家字画，因为光是防蛀、防潮就让他觉得麻烦；如果外出，他最喜欢住旅馆，不为别的，只因为在他将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之后，自会有人来收拾得井井有条，说到这里，孙振华流露出一丝孩子气的诡谲神情。

孙振华很想找回原来在老房子中留下的照片，将其还原为一组雕塑，命名为“我住过的地方”，不过资料收集的过程将会非常艰难，因为生性自由的他，每到一处只会抱着“看到了比什么都强”的想法，很少留影，即使这样，他依然想尝试。“这会不会显得有些自我膨胀呢？”他最后若有所思地说，他的微笑中带着一丝不易发觉的苦涩。

“为什么深南大道上不能种庄稼？”

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经历过“上山下乡”知青生活的孙振华，在适应了安定的都市生活的同时，也拥有一颗渴望皈依乡土的心。不过他清楚地知道，在乡下找个地方过上闲适的农耕生活，可能只是自己无法实现的向往罢了，他不可能真正回归乡间，在一个没报纸没网络的地方继续自己的生活。

孙振华将自己这种对乡土的感情转而投入他的雕塑艺术工作中，由于始终是一个梦想，便带有更多理想主义色彩，甚至旁人难以理解的心态。在深圳这个现代化都市中生活着，孙振华会时常想到乡村和农民。他往往会一个人跑到二线关口，在那里他看到很多农民，种地的，养猪的，甚至是“三无”人员，他会不厌其烦地观察这些农民在城市边缘生活着的状态。

孙振华甚至萌发了要把展览搬到农村去做的想法。“当代中国的前卫艺术太圈子化，往往只盯着国外最流行的思潮和流派，却漠视、忽略乃至放弃本国最需要关注的大多数人群，这不能不是当代中国艺术的某种失职。”他说。孙振华甚至构思了把雕塑推广到农村的具体做法———趁一个集日，在农民聚集的集市上摆出一块场子。“我想到时候中国的艺术不会缺观众、缺市场，甚至前卫艺术与农民遭遇的过程本身也会很有意思。”

在城里种庄稼，是孙振华的又一奇思异想。“我们现在建设城市、装点城市的手法，许多都是国际上用过的手段和方式。但城市完全可以按照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自己的需要来设置，不一定国际流行的就是最好的。”看惯了一年一成不变的美人蕉和椰子树，孙振华渴望回归田园的感受变得更加强烈。“在深南大道上种不同的庄稼有什么不行？”他的这句话令我吃了一惊，“我相信粮食对人的感情，总要比名贵花木更有魅力。”在孙振华的脑海中，深南大道上中间的隔离带上可以种上火红的高粱、金黄的小麦、嫩黄的油菜花……孙振华并不考虑这些北方的庄稼在深圳是否能成活，他只关心如何为繁忙的都市生活注入田园生活宁静的气息。以孙振华自己的话来解释大概最合适不过：“一个有魅力的城市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城市公共艺术的任务之一，就是为城市增添故事，这些城市故事的积累和叠加，就有了城市的历史和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