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设计:什么是当务之急？

“沟通，英国六十年代以来的平面设计”展览在中国的巡展被列为设计界今年的盛事之一，更让我们感慨的是作品背后的大时代——经济高速发展，消费迅速增长，思潮撞击产生了新文化和强有力的新媒介，而繁荣的出版业、唱片厂牌、艺术与消费场所更是设计迅猛发展的温床。策展人Rick Poynor在展览引言中十八次提到“独立”和“独立性”，他说，独立精神是英国平面设计的基础，“所谓独立，是指不依赖于任何政党和团体，不受任何外在力量的控制和摆布，对所有问题的判断均经过自己的思考。” 反观中国热度渐升的设计行业，众多崭露头角的年轻设计组合，4A公司里商业化模式下的设计师，是否存在或正在孕育着普遍意义上的独立精神，他们能够发挥出多大程度的独立性，对于独立设计师而言，商业设计和非商业设计的界限是否存在？

独立设计，一个标签？

无论对英国还是中国设计师，独立精神都是一种能力而非标签和口号。

独立设计师不仅仅是身份状态的独立，他们选择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设计——不去代表商业主流的大公司工作、成立个人工作室或者小型的设计公司，或者白天在公司上班，晚上做自己的作品，其中的代表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MEWE设计联盟、Unmask、中国第一家设计画廊的创立者吉吉、坚持音乐与设计实验的B6楼南立、做时尚产品开发的Perk、喜欢自制玩具的彭磊、网络公司职员兼插画师的北邦……他们更注重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有意保持独立性，崇尚自我发展道路，做自己喜欢的作品，有自己的见解和洞察力。

很多国际大牌和无名而活跃的设计小团队展开合作。在中国，Nike除了与智威汤逊公司合作，也一直在积极寻找一些富于“另类文化”气质的独立设计师作为项目伙伴；还有芝华士与Unmask愉快牵手，这些国际大品牌广告定位上坚持主流传播、而在创作上则不断在寻找新的元素。但是大多数设计师还基本上在单打独斗，等待大品牌慧眼识才，没有相对完善的体系保障和行业规范。英国的独立平面设计对全球都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设计师们都是在一个良性的体系内运转，著名的设计厂牌Big Active，旗下签约二十多个英国最酷的独立设计师，再为他们找到优质客户，这在国内很难想象。

作为一名独立设计师，其独立精神体还现在对设计的自我认知和关切，并且能将这种体认和关切反映到创作中，使每一件作品都能在自我属性控制下，找到契合作品本身特性的表现，而抵达这个目的的道路不止一条。MEWE设计联盟的成员之一刘治治，曾经为小提琴演奏家林朝阳的古典音乐会做海报设计，音乐会上一位女孩对他说起汇集年轻设计师的“大声展”如何生动有趣，听说刘治治也是参展的设计师时，她十分惊讶，参加新锐的大声展和设计古典音乐会海报怎么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对于经常发生的类似误解，刘治治解释为“我在以我的精神来解释古典音乐，而做大声展又是另一种途径。我在精神层面上可以对所有可能的问题进行判断，而这种判断并不丧失我的标准。我有可能不做一些东西，但并不是说它们是商业的，或者主流的，也有些特别地下的。这是独立思考的精神”。

吉吉认为，“‘独立设计’在中国的情况有很多种，有人说自己不适合做商业设计，有人标榜自己只做独立，总是分得很清，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在经济社会的环境中，商业设计和非商业设计的界限几近于无，无论是接近艺术与文化层面的客户比如画廊、美术馆、音乐会，还是商业目的直接的常规客户，对于设计师这个职业而言，完成客户的委托都是进行商业行为。按照MEWE设计联盟的另一位成员广煜的话说，“如果设计师不发生商业行为或者他的行为不对商品进行助推的话，就是一个幌子。”

商业或者非商业，一个伪问题

“随意而为，无视金钱”的Cream杂志是香港少有的异类，每期在选题、材质、设计上都给人以惊喜，现任艺术指导Man Chung Lee和设计师Amber将Cream叫好不叫座的形态调整为销量稳中有升，“开始赚钱”，这不是妥协和中庸，而是设计类杂志在激烈商战中的生存之道。Man Chung Lee和Amber圆满完成了任务，即将离开Cream，开展自己的工作计划，在艺术、时尚、出版方面与不同领域的精英合作，其中也包括大大小小的品牌，“我们一直都认为自己是独立设计师”。

任何一个设计师都可以说是商业设计师，独立设计师更不能以商业非商业来区分。最具权威的广告与设计奖项D&AD最初就是为推动商业设计的高水平发展而设立的，没有一个作品是客户空缺的飞机稿。日本畅销水瓶的包装都是由平野敬子、水野学、佐藤可适和等一流的独立设计师轮番设计。最优秀的也是最商业的，“做得真艺术！一点也不商业！”这样的赞叹无疑是个讽刺。

Lucience Roberts是一名英国设计师， 以做公益和慈善机构海报著称，他十分符合1964年Ken Garland所书写的《当务之急》（First Things First）的主旨，“把我们的技术主要用在一些值得一做的事情上”。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工作是让世界有可能变成一个更美的地方，实际情况仍然是大多数公共部门的信息设计非常糟糕，有一定地位的设计师都对做那种工作不感兴趣，因此它总是低于平均水平。”中国的情况也惊人相似，设计和视觉的垃圾比比皆是，公益海报的表现令人沮丧，作为设计师当然也希望中国的视觉垃圾越来越少，但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绝不是单方面的。广煜说自己“不会因为钱多钱少来做决定，不会是因为公益海报就做，商业就不做，我关心的是这个项目有多大的容积，使我们的智慧得以表现”。言语间更是一种无奈，“五十年前的公益海报和今天的没有什么区别。设计师还是没有掌握话语权，公益海报不全是设计师的责任。”刘治治的观点是，“往往越遥远的东西越好操作，反战海报，智慧的使用远远低于一个水瓶包装的设计，因为没有经过大多数人的检验。每一个艺术家或者设计师应该对当下最尖锐的社会问题进行思考。”

在此看来，平面设计可以为高度集中的社会目的服务，也可以是个人传达的一种探索。中国最好的年轻一代独立设计师们在积极参与各种与自身有关的尝试，也在对社会所赋予的东西进行评判，他们没有特别标榜社会责任感，而是做好每一个项目，从而对社会的视觉系统有所推进。当有一天他们设计的水瓶好看到让人舍不得扔掉，创作的街头广告深入人心时，他们的观众不再是进美术馆和画廊的那一小部分。

中国设计，一个新起点

日本设计师山杉在参观位于上海莫干山路50号、设计画廊和吉吉的工作室时，不禁感叹，“我很羡慕中国设计师生活的这个时代，像日本的七十年代，每个人都拼命工作，竞争很激烈。现在整个日本社会都追求精致得像塑料一样，但是中国很生猛。”

进入新千年以后，《黑客帝国》带来的视知觉颠覆，村上隆的娃娃头印在LV包上全球热卖，动画片《千与千寻》获得了世界电影最高奖项，奥运场馆“鸟巢”方案令人惊叹……国人对设计和文化的认知开始苏醒，流行文化符号充斥整个社会。新思想，新风格，新方向就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设计师人群中悄然形成，他们具有天然的独立气质，深圳设计师王文亮这样形容，“这个部落没有酋长”，数码时代就是设计的大熔炉，面对设计师的是自我探究和自我更新的问题。中国设计教育的僵化、设计环境的压抑与开放而层出不穷的机会形成鲜明的对比，英国V&A博物馆不久之前将他们策划的Vivienne Westwood回顾展带到了上海的外滩18号，在朋克文化下成长出来的Vivienne，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铸造出来的，她的身上充满了社会氛围的烙印。对中国设计行业而言，现在正是一个新的起点：一切充满了不确定、交锋和各种可能，英国V&A博物馆在2008年会举办中国当代设计展，这个消息已经让很多人期待。

什么是真正的当务之急？恐怕不仅仅是公益海报或者商业非商业的纠缠，重要的是设计师独立意识的培养和行业的规范化，这是一切开展的基础。“沟通”展览可以看作设计师们对全球化问题的回应。“今天的精英设计师们试图重建设计的良心和责任，他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寻找独立设计的根源。而独立设计之所以诞生，正是来自社会的风云激荡，可惜的是，那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已一去不返。”这是英国设计师对于时代变化的回应，而在中国，一切变化迅疾生猛，正在重新寻找起点的设计师面临的情况应该比他们的英国同行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