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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要是泉下有知，会作何感想？”傅二石激动地问 (孙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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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台颂》，已故国画大师傅抱石作于1960年3月。尺寸为240厘米X360厘米，曾被收录进196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江苏省国画院画集》中
即将拍卖的傅抱石巨作《雨花台颂》被指为赃物。这究竟是一场因为记忆偏差而出现的闹剧，还是一场不为人知的国宝流失丑闻？这不仅事关天价国宝的清白身份，更关系到江苏国画院的名誉，而现在离真相只差一步———司法介入
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一幅长3.6米、宽2.4米的巨幅山水国画《雨花台颂》，在今年6月被北京嘉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推上了全国巡展的舞台。
因为是已故国画大师傅抱石生前独力创作的最大作品，按行内估计，7月29日，它将在北京亚洲大酒店三楼，以不低于3000万元的价格被拍出。“这会是又一例天价国宝的诞生。”一位书画界人士就此预言。
拍卖前夕，傅抱石后裔凭着10余年前的一个记忆，指责此画为“赃物”，系1990年代从江苏国画院库房非法流失。
“若父亲在天有灵，当死不瞑目。”风波的掀起者、傅抱石之子著名画家傅二石先生对本报记者说，为追讨此画，他已耗费10年光阴。然而，因为苦无旁证，他的质疑也正遭遇着反驳，江苏国画院管理层即有人指责，如果傅二石记忆有所偏差，那将是一场闹剧。
卖到家门口的是“赃物”
2006年6月初，北京嘉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为筹备7月底召开的首次艺术品拍卖会，来南京宣传。
该公司在南京金丝利喜来登酒店预展了几幅“国宝级”字画。
打头的第一张，是山水国画《雨花台颂》，在其推介信息里，此画被认为是“傅抱石晚期山水画中最为典型最为完美的一幅作品”。
此画篇幅达70余平方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傅抱石独力创作的最大单幅作品。因其贵重，该画估价并没有明示，本报记者向该公司咨询得知，预估价不低于3000万元。
一位业内拍卖师称，依照傅抱石精品国画目前的拍卖市场价，每平方尺30万到50万之间，3000万还只是个保守数字。
就在南京国画界竞相传颂此天价国宝时，傅抱石的儿子、著名画家傅二石先生却被激怒了。
“我第一眼看到拍卖目录，就断定这是一件赃物。”2006年6月30日深夜，在其家中，他愤懑地告诉本报记者。
此前的6月24日，他已通过南京本地报纸《南京晨报》刊发了公开信———《我要说的话》，首度公开披露了该画从江苏国画院(以下简称“国画院”)流失的若干细节。
这封原文长达5页的公开信中，他回忆了自己1990年曾在江苏国画院库房亲见该画的过程，并愤然回顾自己10年的追讨过程，“由于始终没有人干涉此画在地下倒手买卖，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从地下到地上，终于堂而皇之地由拍卖公司拿到南京来预展和推销。”他说。
“这一次，赃物都卖到家门口了，我的父亲要是泉下有知，作何感想？”6月30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再度拍案而起。
公开信发出后的6月底，在一次江苏国画院的宴会上，同去赴宴的十余名画家陆续向他敬酒，并高呼，“我们支持你！”“坚持下去。”
不被认可的“孤证”？
6月30日深夜，傅二石再度对本报记者核实记忆，讲述16年前他与巨画《雨花台颂》的惟一一次亲密接触。
1990年，为了筹备父亲傅抱石逝世25周年纪念展，他得以进入江苏国画院库房挑选藏品。“我记得当时就缺一张大幅的挂在展览厅中央，挑选的目的性很强。”结果意外地在库房里找到了此前他从未见过的《雨花台颂》。
他甚至还能记起许多细节，比如该画是和《虎踞龙盘今胜昔》重叠卷在一起的，放在一个近3米长的木条箱子里。他还记得，此画并未装裱。
为了展览方便，当时傅二石选择了尺寸相对较小的《虎踞龙盘今胜昔》，而“《雨花台颂》就一直刻在脑海里了”。
这一记忆，如今成为傅二石先生指认该画从江苏国画院流失的最直接的证据，但也是惟一证据。
这一被指为赃物的《雨花台颂》，创作于1960年3月的南京。3个月后，此图被收入《江苏省国画院画集》，1983年6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傅抱石画选》中再次收录此画，作品编号为86号。及至2002年出版的《傅抱石年谱》，其1960年章节提及：复作《雨花台颂》及《韶峰松翠》。
遗憾的是，在这仅有的身世资料中，对于该画的具体出处，无一提及。
现有资料表明，傅抱石先生在1959年至1960年间，一共创作了5幅《雨花台颂》，其中3张一直存于南京博物院，而江苏国画院同时还存有另一张，有无可能当时傅二石看到的是这一张？
对此，傅二石斩钉截铁地予以否认，“我见到的那张没有装裱，而国画院现藏的那张用绫片装裱过。”
在当地媒体介入报道后，寻找《雨花台颂》的其他目睹者，成为关键，但截至目前，还未有第二位见证人出现。
但当年傅抱石先生的同事、学生、朋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均认为，此画从国画院流失的可能性最大，“因为其他可能性都可以被排除。”
会否从友人处流出？傅抱石的一位学生指出，傅先生创作如此巨幅国画实属罕见，只可能在特定时间为特定目的而画。“不可能送人，这样的一幅巨作作为个人馈赠是不合适的，别说悬挂，连伸展开来都不容易。”
会否从家里流失出来？最早负责筹备国画院的著名画家张文俊，现在已经90高龄了，1965年傅抱石先生突然病逝时，他曾代表组织亲自上门清点画稿，“我能证明当时肯定没有藏在家里。”
至于该画画卷上出现的“大连图书馆”的藏印章，会否预示着是傅先生生前赠予大连图书馆，从而从该处流失？
傅二石说，“我父亲从未去过大连画画。”他认为这一章印，极可能是“不法持画者”拍卖前为显示其来源合理性而作的瞒天过海的幌子。当年与傅抱石搭档的著名画家钱松岩，其女儿钱心梅女士也对记者说，“当年父亲和傅老，已经只给人民大会堂这些政治任务画画，不可能屈尊为一个市级图书馆画画。”
但这些理论上的推断并不能改变记忆“惟一”的性质，尤其在当年陪同傅二石一同进库房选画的库房管理员周汉，公开表示“没有印象”后，这个“惟一”，几乎第一时间就招致了江苏国画院“孤证”的质疑。
十年地下流转史
这样一幅在国画界近乎无人知晓的巨作，却已在画市间隐秘流转了至少10年之久。
“简直就是地下画市公开的秘密。”10年来，傅二石屡追屡败，屡败屡追，“但真相总是隔着一张纸。”
1996年夏，江苏国画院原副院长、已故国画大师亚明的儿子叶宁，第一次接触到了这幅《雨花台颂》，据其公开称，持画者向其兜售此画，没有中间人，没有回扣，开价120万元，在当时的画市，这是一个极低的价格，“便宜得不能再便宜了”。
时为画商的他，觉得买卖划算，去找父亲亚明筹措画金，老父亲知道原委后，劈头盖脸地痛骂了他一顿，明令其绝对不能买。“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明白了这张东西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叶宁说。
叶宁遂向当时的南京王朝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老板王倚山(现为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推介，但被王指为假画，叶宁遂回绝持画者，“为这我后来嘲笑了王倚山好几年。”
这是本报记者调查至今所获知的最早的流转源头，而这个叶宁口中的持画者，便成为追查此画流失的关键所在，但叶宁明确表示，“在司法介入之前，不会说出名字。”
一年后，此画公然浮出水面，登上了1997年北京嘉德拍卖公司秋季拍卖品目录，拍品号为877号，拍卖估价为：350万—450万元人民币。傅二石称，该画右下角多了“大连图书馆藏”的印章。
傅二石第一时间发现了嘉德目录上的这幅画，他感到十分诧异：画院藏品怎么不声不响就拿出来卖了？
但出人意料的是，这张画在拍卖前夕，临时撤拍了。
当时傅二石亲自向嘉德公司打听，对方的回复是，因为听到南京有人怀疑此画出于江苏国画院，不敢拍卖。但对于委托人的身份，嘉德方面以保密为由拒绝透露。
一位江苏画家对本报记者指出，“上了拍卖图录，而又临时撤拍的情形是极为少见的，一般都是来源出了问题所致。”
1999年元旦，傅二石接到一位石姓画商的电话，称广州有一傅抱石巨画要出手，请他介绍国外的傅抱石作品收藏家认识。出于对此画很可能就是《雨花台颂》的怀疑，傅二石亲自陪同一位美国收藏家赶赴广州，但卖家临时变卦，画未露面。而这位画商石某某，据本报记者查实，曾是江苏国画院的特邀画家。
后来，叶宁又得知，南京一藏家以450万元购得此画。及至2004年，傅抱石先生诞辰100周年，此画仍在地下流传不息。
记者辗转获得一份落款为2004年3月18日的《关于傅抱石国画〈雨花台颂〉流失情况介绍》的材料，材料中傅二石称，“此画几经转手，为南京王朝艺术有限(此处原文被涂抹)公司所得，而王朝艺术有限(此处原文被涂抹)公司又卖给了新疆广汇(此处原文被涂抹)集团，此画现在新疆广汇(此处原文被涂抹)集团手中，我又听说，××××(此处被涂抹，无法辨认)这桩交易至今尚未终结，双方正在为这幅画打官司。”
知情人士透露了这桩官司的大概原委，“王朝公司当初仓促间将此画转给新疆广汇，是为了抵债，价格较低，后来王朝公司想赎回，但新疆方面不认账，只好打起了官司。”
新疆广汇集团法规部王部长对官司一事予以确认，但具体信息拒绝透露，此后本报记者就此事发文向该公司求证，但截至发稿，一直没有回应。
而南京王朝艺术公司的老板王倚山7月4日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最初否认此画与其有关系，但在追问下承认，曾经经手过一张《雨花台颂》，但他称，是1997年嘉德那幅，而非现在嘉信这幅，旋即中断了交流。
本报记者对照两次拍卖画作的介绍信息和图录，确认两张《雨花台颂》实为一幅。
“沉默”的国画院
至今，傅二石坚决否认自己记忆出错的可能性，“难道我十年来苦苦追寻的，竟是我自己臆想出来的假画？这不可能。”
江苏国画院的众多画家对于各方纠缠记忆的真伪表示不解，“傅二石记忆是真是假，验证起来很简单，国画院早年藏画都应有详细记录，只需拿出来逐一核对便可真相大白。”
耐人寻味的恰恰是江苏国画院的沉默姿态，至今，任凭外界猜测甚至指摘，始终没有采取这一可能以表清白、以正视听的手段。
此前，《南京晨报》记者要求入库核查藏画，该院新任宋院长称，除非执法部门，库房不许外人进入。而等到本报记者联系采访时，宋院长以“做院长就该知道这件事吗”拒绝了采访。
1990年时任国画院库房管理员的周汉，在最初表态“对此画没有印象”后，拒绝本报记者任何关于此事的询问，他说，“先观察观察再说。”7月2日晚，其妻子在电话中坦言：“我们国画院说好了，都不说话。”
1993年从周汉手中接手的现任库房管理员尤捷，也不愿面对媒体。
刚刚卸任的前院长赵绪成是惟一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国画院管理层，1986年至2006年初，他在院长任上20年，傅二石指认的国画流失事件正是发生在其任内。
他在明确静等司法介入的态度后，对于本报记者提出的查看账本等要求，表示无能为力。
面对外界对于国画院库房一直以来管理混乱的指摘，赵院长坦言称，“库房管理一直都有书面的制度和规章，只是执行不到位。”
他表示，在其任内，一直试图加强库房管理，不停地更换库房管理员，“但总是不放心。”以至于后来他干脆规定，凡外借傅抱石的画作，必须经其亲自签字许可，同时，库房管理员也由一人增至两人，“互相监督，多了一道关。”
在此之前，库房的账本和钥匙主要保存在一位库房管理员手中。国画院一位退休职工指出，这些珍贵的藏画，作为一笔可观的国有资产，却始终没有在会计处留有任何账本记录。
1993年，库房保管员由周汉易为尤捷，赵院长称也一度想审核账本，但在封存了管理员桌子后，一直没查。今天国画风波闹大，才想到了那张封存了10多年的桌子，可桌子早已不知去向。
2004年，傅二石曾就《雨花台颂》的流失情况写信向省里有关部门反映，在几经周转后，该信到了画院手中。赵绪成回忆说，确有此事，当时院党委会还开会讨论，形成了一份情况说明书，试图向上汇报。
直到两年后的今天，这份情况说明书却一直没有送出画院，赵绪成说，“事情太多，可能被分管的同志疏忽了。”
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虽然傅二石多年来不停反映此事，但江苏国画院自身并没有进行系统的内查，赵绪成说，画院很重视，但“没有查，没法查，也不能查”。
记者追问原因，他说，“是体制问题”。
还有藏画流失在外？
本报记者在南京调查期间，意外发现不少带有“江苏国画院存”标签和印章的字画在市场上流通。
江苏省美术协会副主席喻继高，日前向本报记者透露，2005年年初，一位画商慕名找到喻老，称其从国画院购买了一幅喻老的工笔画，请他本人鉴定真假。
才第一眼，喻继高就断定此作品为假画，“我从来没有画过这一幅画。”
画商傻了眼，指着画卷背面的章印，大为不解，“不可能啊！”在当时拍摄下的该画的照片上，本报记者发现，在画卷的背面，赫然写着“江苏国画院存”的字样，还附有写着库存编号的标签，标签之上盖有江苏国画院党支部的公章，时任江苏国画院院长的赵绪成和党委书记的秦卫东的印章，也出现在标签一侧。
显然，如此烦琐地增加印章，是为了证实此画的真实性。
著名画家萧平也不止一次看到类似写有“江苏国画院存”字样画卷，甚至有人拿着带有这些标记的傅抱石的未竟画稿，请其续笔。
萧平在拒绝后，试图追问此画的来源，画商则以“书生气”来嘲笑他的“不识时务”。
南京博物院一鉴定专家告诉本报记者，他还应人之邀，鉴定画家亚明的一幅山水作品，“明明是假的，却有这么多印章保证。”
印章所涉的两位当事人无一例外地就此事进行否认，当年的党委书记秦卫东如今已经退离岗位，在南京最繁华的新街口的画室里从事创作，在记者提出此事时，他连称不可能，但旋即又称，有可能是画院作为礼品外送的，“我记不清楚了，但绝对没有经济利益在里面。”他强调。
赵绪成院长甚至连画卷的照片看都不看，就一口断定“是人为造假的”，他称自己几年前就曾遭遇过这样的事情。
对这种严重侵犯其个人名誉和画院声誉的行为，赵院长并没有深究，“假画这么猖獗，我要是每个都追究怎么忙得过来？”
至于印章的真伪问题，他认为，“印章造假太容易了。”
“如果是真的印章，也不排除画院有人蓄意偷用我们的印章。”赵绪成说。
离真相只差一步
风波发展至此，《雨花台颂》被指流失事件的关节点，已经大部分呈现。
如果国画院能够拿出库房藏画的新旧账本，逐一核实，甚至公开清理现有库存藏画；如果叶宁所述的那个持画者的身份浮出水面；如果嘉德公司能够说出1997年拍卖此画的委托人；更或者地下流转的环节中任何一位知情者说出真相，并顺藤摸瓜，所有谜团都可迎刃而解。
6月底，傅二石已正式向江苏省公安厅递交了流失事件的情况说明，吁请司法部门介入，但在立案的第一个环节却遇到了障碍，一位知情人士称，如果江苏国画院不承认自己失窃画作，那这个案子就是一个没有失主的窃案，公安部门如何立案？
而江苏国画院也正承受着空前的质疑，画院是否流失画作，究竟流失了多少画作，这些都已成为老一辈画家和公众的忧虑所在。
当年参与筹备国画院的著名画家张文俊，已经90岁高龄，悲愤地说，“出现类似的事件，感到惋惜和痛心”。老人身体不好，但说到动情处，仍是不免激动得直拍桌子，“司法部门一定要严查追究到底。”
7月9日，傅二石在电话中告诉本报记者，至今未有江苏省公安厅立案与否的答复。
而北京嘉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已经定下了7月底拍卖会的时间和地点。其咨询部的两部电话正接听着各地的咨询电话，“询问《雨花台颂》的客户很多。咨询部的齐姓女士介绍道。
这家注册于2003年3月、注册资金1000万元的拍卖界新军，2006年初才取得文物拍卖许可证，正需要这张《雨花台颂》奠定声望，该公司艺术总监齐建秋7月3日明确对本报记者表示，在指控没有真凭实据的情况下，该公司始终认为画作来源是合法的，而对委托人身份，他拒绝透露。
齐建秋说，“我们拍卖公司只是个中介公司，我们无力去追查每一个拍卖品的来龙去脉，只要委托人身份合法，并能出具拍卖品的合法身份，我们就能够拍卖。”他说，这是拍卖界的行规。
傅二石誓言不会就此放弃，但现在他必须和时间赛跑。
7月4日，此前否认与《雨花台颂》有关联的大连图书馆，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变。该馆馆长张本义对本报记者称，此画作的藏书章的确出自大连图书馆，所以画作极有可能流失自该图书馆，流失时间应在1970、1980年代，至于此说的根据，他强调“正在积极调查中”。
7月11日早晨，大连图书馆书记李永昌对记者说，他们查遍了图书馆的账本，但没有见到这幅画的记录。同一天上午，大连图书馆召集所有退休老干部开会回忆，会上没有一位老干部记得曾有这幅画。李永昌非常纳闷：“但是印章确实是我们的。”他表示，还将继续查下去，但“查清楚难度很大”。
如果大连图书馆拿出了该画属于自己的铁证，则与画家傅二石的记忆产生了根本的冲突，这张《雨花台颂》的身份推演也必须重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