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跟踪长达两年
《战地摄影师》是导演弗雷从1999年6月到2001年6月，一直跟踪采访战地摄影师纳切威长达2年之久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片中描述了纳切威冒着生命危险，活跃在科索沃、卢旺达、印度尼西亚、耶路撒冷—地球上每一处正在上演悲剧的前沿，纳切威忠实地记录着正在发生或已发生过的战争、暴动、屠杀、死亡、贫穷、饥饿……该片的拍摄方法也很特别，弗雷将一架特制的超小型摄像机挂在纳切威的照相机上，不仅使观众可以看到这位著名摄影师如何观察、如何拍摄，甚至可以使我们听到他们的每一次呼吸和每一次按下快门声，现场感极强。
在镜头中，战后的科索沃，一名中年妇女远远走过来，她是在战争结束之后第一次返回家乡，房子被烧毁了，只剩下被炭灰熏黑的残墙，她的身边原本喧闹的街市早已变得空空荡荡。这位妇女没有放声大哭，在查看残余的墙壁时，她的身体弯曲着，本能地伸出空空的手臂像在呐喊，但是没有任何声音。这之后，她才坐在门槛上轻轻饮泣起来。面对这样的场景，我们看到纳切威的相机在画面下方前后挪移，他的手指咔嚓一下又咔嚓一下地按动快门。导演甚至用另一部摄影机拍下纳切威不时拿出测光机测试光暗度的动作。而这一切全都发生在这群丧失至亲的妇女面前，令人不禁怀疑这时仍可冷静地取角拍照的摄影师到底心里想的什么？从该片开场白中纳切威的一段独白也许可以找到答案，他说：“在现场的每一分钟，我都想要逃走，我不想看到所发生的这一切。但我是一个拿相机的人，我是按一下快门就躲开，还是应该负起摄影记者的责任？”而这句话是作为战地摄影师最真实的内心写照，同时也是他们的行为准则。
伤痛：遥远而真切
人们在潮湿的地面上挖出一个大坑，这里埋着被无辜杀死的年轻人们，尸体还没有来得及腐烂。“噢，我的儿子！噢，我的儿子！”穿着红背心、绿背心的母亲捶胸顿足，她们的口中偶尔会喊出儿子的名字，其余什么也不会说了。面对十余具已经发出难闻臭味的尸体，只有纳切威全神贯注地工作着，他就像一个冷酷无情的人，专心于“一些构图上的细节”。当战争电影中时常演绎的屠杀现场出现在镜头前，让人不仅仅震撼，因为这是纪录片，镜头中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这些悲惨的景象让生活在和平中的我们来说，内心的伤痛是那么的遥远而真切。
作为一个摄影师，纳切威这么做是不是用别人的痛苦作为自己谋生的手段？是不是把他人的痛苦和悲惨作为自己通向成功的阶梯？他是不是拿着照相机的“吸血鬼”？相信每个观看这部纪录片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纳切威自己是这样回答的：“对我来说，摄影的力量来自人性的力量。如果把握得好，摄影能够成为结束战争的一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人能够冒险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世界，他就是在为寻求和平而谈判，所有的人们都应该了解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尴尬：战争与道德间
尽管纳切威说出了他的理由，但在这部片子中，我们也看到了其他一些不和谐的音符，这些细节也客观反映了国外一些新闻摄影的内幕。当我们在画面中看到科索沃屠村状况时，纳切威依然在那很煞风景地拿着测光表，突兀地不停地在哭泣的妇人周围测光。片中也纪录了那些穿着谈吐都很时尚的新闻杂志编辑，是如何在一堆惨不忍睹的非洲内战照片中，讨论哪张照片的尸体看起来最多，最适合放到最大。当我们赞叹纳切威拍摄到一张车臣内战中，一个小孩眼眶含泪背对残破家园的照片时，也听到了他在片中那让人冷漠的声音，不断要求暗房人员重新放大这张照片，好让小孩的眼神更凄凉，身后的废墟更荒芜，头上的天空更灰暗……对于战地摄影师来说，他们在追求“战争之美”的同时，也带来了战争和道德之间的尴尬。
片子的一开头，屏幕出现的是著名战地摄影师卡帕的名言：“假如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纳切威绝对是够近的了，巴勒斯坦独立的汽油弹、印度尼西亚选战的斗杀、科索沃灭族的眼泪以及将他炸成重伤的巴格达手榴弹，都近在咫尺。但在这个影像泛滥的世界，媒体竞争激烈，高度建制化的新闻摄影机制里，这些战争片段的影像，究竟除了成就个人的名声，以及引起观者的震撼外，是否能有更深远、积极的影响？正如纳切威自己所言：“作为摄影师，最难受的莫过于觉得自己的一切名声和利益，都建立在别人的苦难上。这令我每天挣扎不休，因为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让个人野心盖过真正的同情，我就出卖了灵魂。”
纳切威
1985年，36岁的他加入玛格南图片社，他还创造了一项新闻摄影记录，采访了21年来世界各地发生的所有的战争和冲突，被誉为是21年来“最勇敢、最重要的战争摄影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