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方法
我这个人，脾气比较急，干什么事都很讲求效率。于是在别人的眼里，也就留下了“想得快，说得快，做得快” 的印象了。多年来，我从来没有系统地整理过自己的研究方法，只是一两年前，在汕头大学讲设计史论课的时候，因回答学生的提问，而比较仔细地谈过一次。参加研讨会，主办方特别要求我讲讲这方面的情况，我也就借此机会做个总结吧。
一、整体的历史观
大概与自己出身自历史研究专业有关，我觉得在研究设计问题的时候，特别需要有整体的历史观。我觉得，文科学生有三门课程是非学不可的：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历史学。专业史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它的专业性特征，是关于该专业发展的历史；二是它的普遍性特征，它是人类历史、文明史的组成部分。因此，专业史与普通史具有共性。如果把专业史的发展与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和技术史割裂开来，就事论事地对设计风格的改变、对各个时代设计师的个人探索做简单的描述，其结果必然是忽略了设计发展的核心、动力、背景，使设计发展看来好像是某些设计师个体探索的拼合，设计风格的出现仿佛完全是偶然的结果。失去了对设计发展史逻辑性和历史性必然的关注，往往会造成读者的片面观，造成对于设计发展的形式主义看法，形成在讨论设计的时候重形式而漠视历史文脉的倾向，其结果必然是只重形式，不求甚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其实，无论如何强调设计的创造力及个性发展，设计都无法摆脱文明发展总趋势的影响。
过去，我自己当研究生的时候，有幸遇到一些非常出色的导师——刘绪贻教授、吴于廑教授、韩德培教授等，他们都非常强调整体的历史观，强调做学问的方法。他们本身的历史造诣、外文功底都很深厚，我们这班学生真是受益匪浅。现在我自己带研究生了，最头痛的问题是他们缺乏整体的历史观，甚至对历史的了解也太少。我的对策是布置大量的阅读功课，而且时常抽查，要求学生和我讨论，希望能收到一点效果吧。
二、要了解现有的历史框架
要想站上学术的高度，需要对本专业的历史有一个宏观的了解；而全面俯视各种现存的历史框架，是十分重要的。
国内目前的艺术设计教育中，对专业史论的重视程度，比过去是重视多了。国内一些著名院校的研究生院，已设立了西方美术史、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外设计史等研究方向。但是对这些专业方向的研究，是建立在比较粗糙的历史认识之上的，是个非专业的历史框架，这是致命的弱点。一直以来，我们所学习的历史，都是单一的、线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它简单地把人类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而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并非如此的整齐划一，各个文明的发展进程也不尽相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身就有很多个框架与方法。对框架不作任何怀疑而仅仅思考其中的枝节，这样的研究，只能说是建立在一个不牢靠或者说是不实在的单一框架上，会有相当的局限性。
在研究生学习的第一年里，应该把所接触的专业史料从头至尾看一遍，对所研究专业的历史框架有所了解。研究生学业仅有三年时间，第一年就是对史料的掌握，对历史模型的构造，对众家学术观点的了解。以学设计史为例：学习一年以后必须能够说出：西方现代设计从1850年的伦敦世界博览会发展至今，西方社会对这段历史是怎么看的；剑桥世界史和大不列颠世界史是不同的模型结构，它们存在什么样的争论。一年后，要讲得出来在此研究领域里有多少不同的史论，并能对其做出基本判断。最重要的是不能仅仅迷信一本书。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写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因为不同的时代会产生不同的模型，看了某个时期的历史书，不要以为这就是惟一的。针对同一段历史，要找几个不同的模型来看。看完之后，要认真思考不同的人对历史的不同理解，并努力形成自己的认识和判断。这一点，非常重要。
设计史论类专业比较难研究，因为它研究的是视觉的历史。在这个前提下，视觉的东西很容易阻碍历史的脉络，形象压倒了结构，其实这是最危险的地方。事实上，形象是应该放在结构里面的，如果一开始就淹没在图形里面，将来是很难拔出来的，因为没有一个历史框架，满脑子就是一个个图形，就会导致把图形拼来拼去的恶性循环。
三、建构自己的研究模型
作为史论的研究人员，在研究历史时，无论是中国工艺史，还是西方设计史，首先要搭建一个历史模型。专业不同，侧重点自然不一样，有的重视中国的文化，有的重视西方的文化，但是历史框架的建构是同样重要的。这个大的构架就是人类5000年的历史发生了什么样的演变，而对于这个演变的研究，我们有什么样的基本态度和理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人认为对历史的研究就是要准确地反映历史，重现历史，我觉得这是误区。作为成年人，我们自己也经历了几十年的历史了，知道历史是无法重现的。即使是自己的童年，也无法完全重现，有大量的东西被遗忘，能够记忆的只是些重大事件，而不可能是完整的过程。西方新视觉派认为，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重现，这是个根本。比如，想重新描绘一张1900年左右的北京图画，菜市口、大栅栏、灯市口……这些重要的地点你会记得住，这些是框架。不同的人，对北京有不同了解，会记住不同的框架，但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巨细无遗地完全复原当年的北京，那是不可能的。
要建立自己的框架，首先要参阅百家观点，看看不同的人对这段历史是如何理解的。如果没有充分的基础，这个历史模型也是做不好的。尽可能多地占有史料，在现有的史料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历史模型，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各专业史及理论研究也都具有普遍意义。当然，我们做的是设计史学而不是考证学，因此，在建立自己的历史模型之后，我们更要思考模型后面的问题，否则就变成了一个猥琐的考证者了。诚然，建立自己的历史模型，是件很主观的事情，然而，无须害怕主观，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客观地反映历史，总有他个人的观点、好恶、以至爱憎在左右着他。所以主观并不可怕，只是必须力求确立一个比较可信的主观框架就是了。
我一直认为，研究模型的建构，首先要基于对历史的宏观了解，然后选择一些自己所感兴趣的片段进行深入研究，充分占有史料，最后才能建立自己的历史模型。这个模型不是狭义的、孤立的专业模型，而是对于历史的泛义认识。
有人认为，把历史剪裁成自己模型的构件，拿着个人的框架来研究历史，就会不客观。首先我要声明，建构自己的历史框架，只是我的一家之言，虽然也有不少历史研究人员采用这种方法，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个必须“放之四海”的“真理”，不过我自己在实践中觉得很好用就是了。何况，就我们每个人不算太长的历史经验而言，历史根本就没法完全客观。即便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评论背景都有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学历史一定会讲古罗马史，讲了几千年，直到现在对古罗马的解释也还是存在不一样的。所以无论是做中国传统纹样还是西方设计史研究，首要的一点是要清晰地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第二是必须有自己的模型，而且模型一定要很清楚。当然这个模型不能违背历史，不能捏造历史。包豪斯的历史，仅包豪斯档案馆出版的历史就有许多，浩如烟海的资料，单单是保尔·克利的个人日记就有很大一摞，康定斯基写了许多日记，这些东西总要有取舍，怎么取舍就靠历史模型，而模型建构的基础就是对于历史整体框架非常娴熟的掌握。
对于研究生来说，建立一个自己的研究模型，是个挑战。靠老师教是教不出来的，要靠自己花时间把历史的大框架搞清楚。在当学生的时候，还在学习过程中，未必能建立自己的历史框架，但到独当一面，从事研究的时候，这就很有必要了。
四、理论和实践互为依托
就设计类专业而言，脱离理论的实践，或脱离实践的理论都是荒谬的。设计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专业本身的这一特质，决定了其理论和实践互为依托的关系。
做设计不懂得理论，最终只能沦为匠人。因为没有能力从专业历史和理论中获得升华的力量，就无法从他人那里获得超越自身智慧的能力，难免最终堕入平庸。一个人专业水平的成长，需要不断吸收前人、他人的精华为己所用，也就是像牛顿说的，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看得更远。如果在吸收前人智慧的基础上，再加上自己的才能和创造，这便是我们作为专业人士生存的价值。而前人与他人的智慧，就在专业历史与理论中。
如果只懂得专业理论而不懂得具体的设计，这难免有纸上谈兵、隔靴搔痒之嫌。设计的理论，无一不是和具体的专业设计相联系，不懂具体的设计而只会夸夸其谈所谓的理论，这样的理论往往太过空泛，很难有针对性，很难有具体的指导意义及价值，难以给当下的专业状态以正确的评价，更不能奢望它能给专业的发展指明未来的方向。
有的人长于理论而短于设计，而有的人长于设计而短于理论。这并不重要，绝对的均衡是不可能的，关键是不能偏废。设计实践和理论本来就是互相依托，互相促进发展而来的。在技术和人文学科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脱离设计实践的理论和脱离理论的设计实践都很难独立存在。
五、关于学术营养问题
设计类专业是要求营养比较充分的一个专业。有些专业比较单纯，比如数学，但是设计是一个边缘性学科，从汽车到服装、到建筑、到平面，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作为设计史论的研究人员特别要注意学术养分的补充。在知识的吸取上，千万不要使自己过多地受到专业的限制和单一研究方法的限制。既要有一个主攻的方向和惯用的方法，但是同时也要对其它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始终保持兴趣。因为设计是一个综合文化，不是单一文化。对于其它学科及专业的涉猎、学习，目的在于要让自己能够立体地而不是平面地了解设计，有了一个立体化的文化视野，才能在知识的海洋里面建造一个立体的空间。
一代国学大师傅斯年留学海外七年，可以说学贯中西。他在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提出了学科进步与否的三个标准，其三便是：“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做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可见学术营养问题早就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再说到包豪斯，所有中国写的书都只注意什么人到包豪斯讲学，但都没有注意到：曾经来包豪斯访问过的贝拉·巴托克（Bela Bartock）是一位大音乐家 ；而保尔.·克利（Paul Klee）首先是个哲学家，其次才是一个画家，他甚至并不是一位设计师。这表明，历代的大师都很注意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
我们现在身处信息时代，如果还将自己封闭在研究专题的狭小领域里，时间长了，一定会严重学术营养不良。如何利用现代科技工具，补充学术营养，是自己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
上面说到的五个方面，其实也是老生常谈了，不过是自己长年工作中的一点积累而已。理论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纸上谈兵容易，要用来指导实际工作就困难。希望能够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就好了。
王受之
2007年9月28日夜于美国洛杉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