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当然不仅仅是提供合格的劳动就业人口的教育,但是超常的教育规模中隐含的价值导向却令人担忧。问题的关键当然不在这些庞大的数字,而在超常的规模中所隐含的结构性矛盾。
如果按照1982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仃的报告中所提到的师生人数来计算,当时的生师比大致可视为3:1。这就意味着,按这个比例今天约需要40万师资才能接近我国上世纪80年代曾经达到的设计教育水平。暂不论上世纪80年代380多名师资中艺术大家、一代名师所占比例如何与今天相比,且按1440余所院校平均拥有师资力量来测算,则每校至少约需教师277人,与现实相比,其中缺口就不言而喻了。如前所举的动画教育界,涉及院校近千个,而在这些院校中被认为“真正具备师资条件的学校最多不超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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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培养的定位上,多数学校定位趋同,而且明显趋向低端化。大量高职院校发展起来的动画专业定位在动画制作环节,造成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脱离。以技术操作为主要内容的课程使得学生很难具备真正“设计”产品的能力,更无法了解社会、了解市场和想象未来。真正的设计教育是培养为未来指明方向的能力,即使从最现实的层面来看,这种能力也不是一种只与现实要求简单对应的关系,真正能够发挥这种作用的设计者需要充足的社会经验与人文学养,需要具备创造力与引导力的真才实学,对于一批刚刚年近二十岁的年轻人,要经过一系列复杂、深入的训练才能接近这样的目标,这个教育过程是不能出错的。而一个无限扩张的、“低端化”“趋同化”“空壳化”的教育模式则是无法胜任这种教育要求的。这正是面对上百万人口如何展开“设计教育”的令人担忧之处,也是笔者认为需要对其进行科学规划与规范化调整的原因所在。
今年正值全国教育界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及制定“十二五”规划之年,艺术学学科乘势而进、励精图治是没有疑义的。但是科学的规划离不开科学的认识,如何正确对待学科发展与教育学术的关系仍然需要更深入的探讨与分析。
学科建设指标已形成高校建设中的某种“GDP效应”,热衷学科覆盖导致学科结构与教育规模的失控。
从教育发展的品质要求与量化标准相结合的评测指标体系来看,学科建设的发展也意味着教育的发展,这本身无可厚非。但即便如此,笔者仍然赞同学科建设不能代替学术建设的观点。毕竟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学术发展是立学之本;对于艺术学科而言,执于学术之真、深于人文之善、精于创造之美,都为学术真谛,也都为立学根本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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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这样的目标,就学校而言,资源的保证、结构的合理、标准的精深都是必要的条件,而对于教师而言,精力的保证、目标的专一、学养的精进,都是当然的前提。而这些,都需要对教育的规模与定位进行认真、科学的规划。一所即使其他学科成就卓著的名牌大学,如果没有长期的准备与深入的探讨,可能未必能胜任艺术教育;一所在某个方面学有专长的艺术院校,如果没有合适的条件与资源的支持,也未必就能在所有艺术领域都能教有所成。更何况事实上多数学校还没有达到上述的水平。
以我们目前发展到如此规模的设计教育而言,实际上没有进行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需求论证和规模测算。根据2010年的统计,全国开设设计专业的院校数最多的10个省市为:北京、广东、山东、湖北、湖南、安徽、河南、浙江、河北、江苏,其中相当部分是原先设计教育基础并不明显领先的省份。计划招生人数河南、广东、湖北名列前三,办学资源名列第七的河南招生数名列第一,而办学资源最强的北京名列第九,从中略可看出不同地区面对招生规模的不同态度。
目前我国包括西藏、青海在内的边远地区都已经开设了设计专业,从社会与经济发展对于设计专业的需求来看这是好事,但是如果连“畜牧学院”“政法学院”都在开设“设计”专业时,是真正出于社会需要还是出于学科覆盖或办学规模的需要,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