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哉书籍——２０１１深圳书籍设计论坛”昨日在深圳图书馆举行，７位中国当代著名书籍设计师以“设计，让阅读更美好”的主题各作表述。深圳商报记者 韩 墨／摄
阅读，永远是第一位的，设计师要做的就是让读者在审美的愉悦中爱上阅读。昨日，作为读书月重点活动之一，“美哉书籍——２０１１深圳书籍设计论坛”在深圳图书馆五楼报告厅举行，吕敬人、宁成春、韩家英、朱赢椿、吴勇、韩湛宁、刘晓翔，７位中国当代著名书籍设计师以“设计，让阅读更美好”的主题各作表述，为深圳高涨的阅读文化新增“美”的一课。
书之美的历史渊源
书的美态难以尽数。尽管“书籍设计”的概念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但书籍艺术在中国却是源远流长。从现存的史料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其起源和发展脉络：起自秦汉，经简牍、卷轴、册页而进一步演变出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至线装而达到其自身发展的顶峰。
深圳设计师韩湛宁近年来关注民国书籍之美，他认为，现代的平装书始于民国，而民国时期的书的设计达到了一个高峰，当时随着辛亥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大量西方观念随着书籍传进中国，影响了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仅读书、翻译书，有的还设计书，以他们在诸多艺术领域游刃有余的诗、书、画、印的样样精通滋养了书籍制作。比如鲁迅就是一个伟大的书籍设计家，比如诗人闻一多给徐志摩《猛虎集》设计的封面，寥寥几笔画出虎身上的斑纹，成就中国近代书籍设计的杰作。再比如张爱玲，她的小说写得好，插图也画得很好。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又有着西方游学的经验，深受西方艺术思潮的影响。事实上，通过民国时期的书籍设计，看到当时全世界的艺术思潮，比如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比如国际主义、现代主义，全部都有。
年近７０的宁成春老师已经白发苍苍，几个月前在北京雅昌艺术中心举办了“宁成春书籍设计四十六年回顾展”。近年来他关注民间的手工艺之美，他希望以此视角影响书籍设计，他近半世纪的设计实践足以说明，书籍美的形态会散发一种气质，加深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也能净化心灵，带来愉悦的感受。书籍是一种艺术品，是能够把文化意图传达给读者的载体，内容固然是一本书的灵魂，而当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时，它们便具有了收藏的价值。
设计提升心灵和书的碰撞
在当代中国书籍设计界，吴勇以注重创意而著称。他是国内第一批成立个人设计工作室的元老级人物，有十年体制内的训练，又有十年工作室的自我生存摸索。在阐述阅读与设计两者关系时表示，失当设计的存在会干扰阅读的愉悦，设计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书籍设计的存在是帮助读者在弄懂文字表述的基础上多方位感受阅读的愉悦，体会文字之外的美感或抽象的情绪传达，从而进一步促进读者去思考，创造出阅读的遐想空间，把平面的文字阅读推演到思考想像的空间中去。
南京书衣坊工作室主人朱赢椿以自己实验之作讲述“从阅读到悦读”的体会。他说，“阅”本是用眼睛来看的，日本设计大师杉浦康平有“五感”之说，实际上包括眼睛在内的五官都与书籍有着密切关系，要营造这种阅读氛围，除了让眼睛满足，更多的是提升心灵和书的碰撞，产生审美的愉悦性，这需要书籍设计多做一分心思，多出一分心血，将“阅”变成“悦”。
朱赢椿与众分享设计带给他的快乐，他擅长“自编自导自演”，从生活中采集点滴故事转化成自己的设计感悟。许多读者看了他的书会给他送来礼物，一位德国读者看了《蚁呓》送给他一幅画，画的是当蚂蚁很强大，人很渺小时，蚂蚁在看《人呓》，封面上５只蚂蚁置换成了５个小人形。他说，“我把这本书做完，收到了很多读者给我送的东西。作为一个书籍设计者，把书做出来，让读者愉悦，我们的内心非常感恩，因为他们能给我这么大的鼓励，能让我一步一步往下走”。
应对新媒体设计更需努力
多元阅读载体对纸质书的冲击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纸质书是否会消亡，书籍的生命力何在？面对新媒体的挑战，纸面书籍艺术如何展现自身的魅力？这些在数字时代的当下依然执著于书籍设计的名家们有种共识，电子书永远不可能取代纸质书，书籍具有电子载体全体不同的阅读感受，它带给人真实的动态阅读状态，气味，纸质及翻动的沙响，给人以情感上的波动，这些也都是应该顾及的设计元素，书籍的书卷形态又可营造一种精神的空间场所，它是靠历历可阅的字号，有条不紊的版面，清晰可辨的文脉、由表及里的阅读形态和触人心魄的创造力营造出来。
此次论坛主席吕敬人认为，作为设计师更应该拓展思路，为书籍进行整体的视觉设计，在书卷文化、传统气韵与现代视觉表现之间寻找一个准确的切入点，即“不摹古却饱浸东方品位，不拟洋又焕发时代精神”的定位，“留住书籍传统阅读温和的回声”。
设计者将文本的语境通过视觉手段充分传达给受众，这是设计最根本的目的。吕敬人说，最美的书是内容和形式统一、审美和功能统一的书。书籍不是静止的装饰之物。读者在翻阅过程中，与书沟通并产生互动。能够读来有趣，同时能够有益，让人赏心悦目的书才是美的书。
“设计师的分工将越来越细，会有一些对电子书感兴趣的设计师投入到电子媒体的设计中，但基础仍然是平面设计。随着阅读受众的越来越多元化，大众或许会选择电子媒体，纸质书变得小众化”，预测未来走向的吕敬人表示，自己太喜欢纸质载体，而正因为纸质书的越来越少，才更需要精致精细地设计，真正体现物有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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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敬人：我的理想是开一家概念书店
▲吕敬人此次深圳演讲的题目《留住书籍阅读温和的回声》体现了在电子阅读来势汹汹的今天，他对纸质阅读仍然充满信心。深圳商报记者 韩 墨／摄
２０１１深圳书籍设计邀请展展出的书籍中不乏“世界最美的书”，其中就有这部吕敬人设计的《中国记忆》。 （资料图片）
一家知名日本杂志在介绍吕敬人时，使用了“温故知新”这样一个词，在电子邮件满天飞的今天，吕敬人仍然保持着手写书信的习惯，在每年出版２０多万新书的现在，他最喜欢的是到国家图书馆的仓库里去浏览尘封的古籍，而在拼音文字越来越多地充斥我们的视线的时候，吕敬人却热衷于对汉字的重新建构和图形化。“不摹古又饱浸东方神韵，不拟洋又焕发时代精神”，在吕敬人身上，流溢着中国传统的审美情趣。对于传统的纸质书籍，他更是情有独钟。
纸质书要越做越少，越做越好
吕敬人在中国当代书籍装帧设计史上，无人堪与比肩，他被中国内地书籍设计界公认为第一人。在电子阅读来势汹汹的今天，他对纸质阅读仍然充满信心。此次深圳演讲的题目《留住书籍阅读温和的回声》，也正体现了他的这一观点。“电子载体确实太快捷、太方便了，这种潮流不可抗拒。但纸面阅读是千年书卷文化保留下来的阅读习惯，这种习惯不会轻易改变。就像现在进来那么多洋快餐，我们怕吗？不怕，我们还是吃大米饭的。”吕敬人轻快地说。
不过，正因为面临这样严峻的考验，作为书籍设计师，吕敬人特别强调，今天的阅读已经不仅仅只满足人们传递资讯的目的，而是成为一种诗意的享受，这就对书籍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需要设计师的能力扩大，设计师要像导演一样，运用各种手法，让读者得到阅读的美感。一本好书不再仅仅是有益的，更要有趣。书籍设计也不再停留在平面，而是要利用空间、时间，进行一个故事的编织。书是一个生命体，不能只有漂亮的脸蛋。”
作为一个爱书人，吕敬人喜欢坐在柔和的灯光下，捧一本书，细细欣赏纸张翻动带来的美感。在ＬＶ专卖店的书籍廊里，他看到书被作为艺术品销售，这也许就是纸质书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希望未来的纸质书越做越少，但能越做越好。”说到这里，吕敬人特别谈到自己的理想，“我想开一家概念书店，里面销售一些没有书号的，特别的书。可能没有文字，可能只是展示一张纸的肌理，人们可以在这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做自己喜欢的、充满想像力的概念书。”
中国书籍设计整体水平落后
最后，谈到中国书籍设计的现状，一向保持微笑的吕敬人也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他坦言，改革开放３０年来，中国书籍设计的确有了很大飞跃，在国际上频频获奖，受到世界关注，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绩。但同时，中国的大众的、普通的书，却有９０％不合格。吕敬人说，“这些书有的是设计不合格，有的是装帧不合格，有的是编辑思想不合格。很多国家，一本《牛津字典》可以做八年、十年，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耐力，我们能不能沉下心来、克服浮躁，好好地把一本书做好？”
吕敬人提倡少做书，多做精品书，不要粗制滥造，认为今天的插图走向低谷，就是因为讲究成本、讲究短平快。“我认为中国整体书籍水平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相差２０年到３０年，非常遥远，这不是耸人听闻。但不意味着丧失信心，因为现在有很多设计师、出版人在努力向国际高水准努力。”让吕敬人感到振奋的是，目前国内的书籍设计展览、论坛越来越多，全国书籍设计展已经连续举办几届，他希望深圳作为一个读书的城市、阅读的城市，能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在做展览的同时，吕敬人也主编《书籍设计》杂志，希望通过理论探讨、新观念介绍，提升书籍设计整体水平。“明年我们要在日本举办《中国当代书籍设计展》，在推出中国书籍设计的同时，让我们的设计师看到国外高水准的设计，我坚信‘眼高手低’，只有眼界高了，才能发现自己的不足，提升自己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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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翔：没有不好的题材，只有不好的设计
来自北京的刘晓翔是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首席设计师，自２００５年开始作品连续夺得“中国最美的书”，２０１０年更是凭《诗经》摘取“世界最美的书”。似乎与朱赢椿的情趣、自由形成鲜明对比，尚在体制内的刘晓翔显得理性而严谨，他主张“秩序创造美”，吻合着他设计之作中令人感受到的“内敛的激情”。
在昨日的演讲中，刘晓翔以《琴瑟在御：书籍文化主体的双重性》为题讲述文化和设计的关系。这一命题正是自己基于所处的设计环境有感而发，刘晓翔告诉深圳商报记者，不管是作者和编辑，目前对设计还不太理解，他们总是将设计仅仅当作服务来对待，从属于文本，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设计师不能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他记得有一次设计一本物理书，作者自己画了幅国画，非要作为封面，可与文本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表达。设计是非常个性化的事情，好比曹雪芹笔下的黛玉，文本具有抽象性和不确定性，每个读者心目中都有一个黛玉，如果要求设计出完全符合作者对文本的视觉想象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刘晓翔认为，书籍文化的第一主体，就是文本，而设计是独立于文本之外的第二主体，两者是并行合谐相处的关系，“这种认识决定了我设计一本书的时候，文本仅仅是供我使用的素材，就好比导演手中的剧本，怎么表现剧本的内容那是导演的事情，当然导演也要尊重剧本的，我也是尊重文本的，不然可能就被编辑、出版社炒鱿鱼了”。
刘晓翔在出版社从事书籍设计２０年，出版社一年出版二千五六百种新书，其中大部分是教材。对于这一类题材，设计的功能只是为了梳理阅读层次。刘晓翔所做的书实际题材不少，所获“最美的书”也都是供职之作，有理工类，有学术著作，也有社科文学类。在旁人看来，体制内做设计多少有些像“戴着镣铐的舞蹈”，可他却说，“自由与否在于设计师，任何题材都是能设计好的，没有不好的题材，只有不好的设计”。
《王羲之与兰亭序》获得过“中国最美的书”称号。对于这本书的设计，据刘晓翔介绍，当初接到这个题以后和作者讨论这本书的形式，自己先后两次到了兰亭，看看王羲之当年的一些遗迹。《兰亭序》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把书匣设成碑的形态，不仅记叙了事件，也抒发了作者的心态，黑色的书匣子和白色的封面和纸张配合王羲之的书法，有一种能象征古代出淤泥而不染的意味。“通过这个设计，我在文本到形态的转换中表达了自己对祖先古典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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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成春：我们为什么做书？
▲宁成春在２０１１深圳书籍设计论坛上演讲的题目是《书籍设计的工艺之美》，他希望通过演讲唤起人们对设计的重新思考。深圳商报记者 韩 墨／摄
作为书籍设计界的元老级人物，宁成春在２００９年关闭了他的设计工作室，至今已经有三年不再做书。不过，不再进行具体的书籍设计，不等于不再关心设计，相反，三年来游走在全国各地考察民间手工艺的经历，让他对书籍设计有了全新的体验，在昨日的论坛上，他和深圳读者一起分享了这种感受。
作为三联书店的老设计家，有人说在宁成春的带领下形成了三联图书的设计风格。上世纪８０年代，他留学日本，从日本现代图书设计理念吸取营养，再把它体现在一本本的设计中。无论是《书和人和我》第一次用特种纸设计封面，《考古人手记》采用活页式设计，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５０周年》的金制国徽的特殊工艺处理，他都能设计出书的独有气质和文化品位。
从２００９年起，宁成春和朋友一起进行一个手工艺项目，从西藏到云南，从西北到东北，从两广到江浙，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民间手工艺的美让一生从事设计的他叹为观止。在昨日的演讲中，宁成春朗读了日本人柳棕悦的一篇文章《工艺之美》“看到那些精美的传统手工艺，我想起了在日本看到的《柳棕悦全集》，特别让我的日本老师邮寄了一套给我。”宁成春介绍，柳棕悦是日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艺运动倡导者，今天的日本现代化产品中大量保留的民间艺术元素，都与柳棕悦的积极倡导有关。昨日的演讲，宁成春不再展示自己的设计作品，而是着重展示了古代民间的各种百姓生活用品，“这些东西美得不行。而我们现在的设计，大多数重炒作，重享乐，没有人把简朴做成美，大多数把奢华做成美，这样的风气是病态的。”宁成春认为，这种病态的风气也影响到了书籍设计，“现在的书籍设计都在做奇、做怪，大家重视的不是审美，而是资本运作。在病态的社会风气下，设计学也成为帮凶。”
宁成春此次演讲的题目是《书籍设计的工艺之美》，他希望通过演讲唤起人们对设计的重新思考，“我希望年轻的设计师能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做书？我们是为了谁在做书？做书是为了钱吗？是为了得奖吗？还是真正为了读者。”在这一点上，他特别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做读库的老六，“他做的书在编辑方法上有革命，是真正为读者服务的，而不是商业炒作，而且他成功了，我觉得未来的书会向这个方向发展。”另一个是书籍设计师朱赢椿，“他避开了现在非常恶劣的设计环境，坚持自己的标准，是真正为读者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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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赢椿：经典不需要“设计”
▲朱赢椿为２０１１深圳书籍设计邀请展带来了他的两本继续“自编自导自演”的书——《蜗牛慢吞吞》和《设计诗》。深圳商报记者 韩 墨／摄
封面上，５只蚂蚁，不着一字。这是朱赢椿设计的《蚁呓》，２００８年获评“世界最美的书”。朱赢椿递过来的名片上，同样是５只蚂蚁，只不过落在整面细碎的文字上。他曾经花一年时间观察蚂蚁的生活状态，然后做了这本只有两千字的书。
正是朱赢椿这本首次“自编自导自演”的实验书引发了争议，如今却卖断了货，正在第四次加印中。当初《蚁呓》面市，他曾到书店偷偷观察读者反应，发现很多人会用嘴吹用手掸，一吹一掸间，发出会心一笑，触及心灵，这正是他要达到的效果。对于里面的空白，朱赢椿说，“一个人到底有多少思想，《道德经》也才几千字”，他的用意在于抛砖引玉，因为读者本身都很有思想，留白期待读者去填满。
听朱赢椿的讲座很受用。在他看来，书分几种，有的一定要读，有的可读可不读，可读可不读的是“闲书”，他将自己做的书归入这类情趣性的闲书之列。在采访中，朱赢椿与此相对应的说法是，“书分好几种，有些需要设计，有些不需要设计，真正内容经典的书，会让读者忽略设计”。朱赢椿所谓“设计”，实际上是相对夸张的、繁琐的、形式感强的设计而言，他说这是一种不为读者感知的隐形、内敛的设计。
而他所做的就是概念化、现代实验性的“闲书”，透着一股闲情雅性，光听听书名就感觉有趣，《未删的文档》、《不裁》、《光是线》、《没有脸的诗集》、《私想者》、《元气糖》、《光阴》、《鼠述》……可是这些没有腰封、宣传语的“闲书”销量却非常好，卖断货时有所闻。
为这次书籍设计邀请展，朱赢椿带来了他的两本继续“自编自导自演”的书——《蜗牛慢吞吞》和《设计诗》。书稿８月份交给印刷厂，本来别人两周就完成的活他一直拖到前几天才出了样书，前后换了两家印刷厂，不停地修改。两本新书算是在深圳终于面世了。
每次出书，朱赢椿都希望印刷数量能尽量地少，因为寄望有“翻牌”的机会，一边发现问题一边修改，《蚁呓》三次印刷，他就改了三次。他的“闲书”实际上在“闲话”他的价值观，他的书一直在深圳销量不错，可他却忍不住劝告不期而遇的深圳人，太快的节奏如何感受生活，想清楚你到底要什么？活着为什么？他说自己要过自由快乐的生活，所以他没有房子，住在学校３０平方米的宿舍里，“不拒绝赚钱，但不为此迷失方向”。
问他如何考量“最美的书”，他的说法是，设计最终的目的是阅读，是服务读者，所以与内容契合、看上去舒服是最主要的一个要素。他的书确实都赏心悦目，尽管“可读可不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