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盖里：中国艺术需要一座世界级建筑

　　一个建筑最重要的是，既需要有人文尺度，同时也必须优雅，这样才能表达其使命的重要性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

　　盖里来了。

　　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刚过完83岁生日的美国建筑大师，以设计具有奇特、不规则曲线造型和雕塑般外观的建筑而著称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Museum Bilbao)和洛杉矶华特·迪斯尼音乐厅(Walt Disney Concert Hall)等大型公共建筑，均系其代表作。今年2月17日，访美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美国副总统拜登陪同下参观了华特·迪斯尼音乐厅，弗兰克·盖里参与了陪同。

　　盖里选择在这个特殊时刻访问北京:前不久，盖里同英国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法国建筑师让·努维尔(Jean Nouvel)和加拿大籍以色列裔建筑师莫瑟·萨夫迪(Moshe Safdie)一起，入围中国美术馆新馆设计方案的最后一轮招标。3月6日，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仍只透露:“现在处在新馆设计的国际竞标阶段。”

　　盖里曾多次访问北京，其75岁生日就是在这里度过的；首个在华作品展亦于前年10月在北京三里屯Village举行。这位“建筑界的毕加索”近年逐渐进入亚洲市场:与香港太古地产合作、于今年春天完工的“OPUSHK”项目，是他在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个高档住宅项目；竞逐中国美术馆新馆设计，则是他在中国大陆投标的第一个国家级公共建筑项目。

　　3月28日下午，盖里就从北京匆匆飞往香港，次日为“O－PUSHK”落成剪彩。对于盖里的北京之行，有网友在微博上“联想到贝氏(贝聿铭)当年(为获得卢浮宫扩建工程中的玻璃金字塔项目)出征巴黎的公关活动”，认为“美术馆竞赛花落谁家已然不言而喻”。但京、港两地建筑界一些专业人士透露:盖里和让·努维尔在各自竞标方案中都应用了隐喻中国文化的元素；盖里访问北京前几天，中国美术馆新馆设计方案招标委员会的专家们仍争执不下曾设计卢浮宫分馆的让·努维尔也非常有竞争力。

　　对中国建筑师王澍刚刚问鼎今年普利兹克建筑奖(Pritzker)的看法，也是中国记者提问较多的第二大问题。盖里60岁那年成为1989年度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此后分别于1993年至1995年、2003年至2006年担任该奖评委，他此前并未听说过王澍，但很“嫉妒”这位中国同行49岁就能摘得这一“建筑界的诺贝尔奖”。王澍获奖后，盖里开始在网上对其背景进行“补课”，他还将参加5月25日在京举行的普利兹克建筑奖颁奖礼。

　　盖里访华前夕以及3月27日上午在其下榻的北京柏悦酒店，笔者对他进行了两次采访。

让整个建筑成为花园

新民周刊:2月17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拜登副总统陪同下参观了洛杉矶华特？迪斯尼音乐厅，作为陪同者之一，现场谈话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弗兰克·盖里:我向习副主席介绍说，一个好的建筑作品最重要的特征是它能最好地服务于客户的功能要求，如果声学设计可以使演奏者得以完美地演出，音乐厅则能使观众备感舒适，迪士尼音乐厅是一个充分尊重了音乐与声学设计的建筑。

我提到，我当时的设计目标是努力拉近演奏者与观众之间的感受关系，所以舞台在中间，观众席可以从360度来感受音乐。对于音乐厅而言，最重要的便是使演奏者可以感受到观众，而观众可以倾听和感受到演奏者。

最后，迪士尼音乐厅是一幢服务于音乐与音乐欣赏者的建筑，旨在为他们营造一个舒适的环境，并创造一种人性之间的互动，使观众和演奏者都得到更佳的体验。

新民周刊:迪斯尼音乐厅的建造提案来自华特·迪斯尼的遗孀莉莉安(Lilian)，除了要具有最佳的音响效果之外，据说另一个设计要求就是要建造一个莉莉安喜欢的花园，您当初是如何满足她这一愿望的？

弗兰克·盖里:花园对于Lilian女士而言非常重要。我向她承诺，说我不仅会在音乐厅外打造一个漂亮的花园，而且我会使整个建筑都成为她的花园。如果你去参观音乐厅，你会看到地毯和座椅面料的设计都是我为Lilian设计的花卉图案。音乐厅的室内设计与外部花园的关系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希望这个花园能具备人的尺度，并与建筑物的外观相呼应。除正式的花园以外，我也设计了蜿蜒于整个建筑周围的外部走道。我放置了露天半圆剧场以及可以使人们沿途闲坐并凝视城市的地方。设计过程非常愉快，我觉得Lilian应当会为此感到非常骄傲。白天，花园会向公众开放。我们希望所有想要欣赏这美丽景观的人们都可以来此造访花园。

新民周刊:您又是怎么想到要跨界去设计Tiffany的珠宝的呢？

弗兰克·盖里:Tiffany＆Co联系了我有关珠宝设计的事宜。起初我拒绝了他们，但他们相当执著。建筑师从事珠宝和家具用品设计工作的历史非常悠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与Tiffany的合作是这种历史的延伸。

新民周刊:迪斯尼音乐厅1992年开始建造，仅仅建成停车场的地下部分后就因故停工，直到1999年才重启；2008年您在中东的项目“阿布扎比古根海姆博物馆”也因故停工。这样的中途停工甚至被迫终止的情形，会不会因为经济危机的原因而增多？一旦面临这种被迫停工，您会沮丧么？又是如何继续保持乐观和信心的？

弗兰克·盖里:我确实在每个项目中投入了大量的情感。就像人生不可能尽善尽美一样，项目中总有暂停(停止)和启动的时候。我愿意作为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与我的客户一起经历这些起伏。

迪斯尼音乐厅曾经由于一些客户端管理不善而受到延误。我不清楚Abu Dhabi(阿布扎比)延误的原因，但我们的客户最近宣布，该建筑将于2017年开放。

学习书法、卷轴和寺庙设计

新民周刊:为香港太古地产设计的“OPUS HK”项目是贵所在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个住宅项目，它3月底才落成，您为什么这么晚才进入中国建筑市场？外界有分析认为，是这些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美特别是美国建筑市场的日益萎缩，才促使您逐渐转而关注并进入亚洲市场？

弗兰克·盖里:我一直习惯等着客户上门委托项目，而太古集团是首个联系我们的中国住宅建筑开发商。

中国美术馆(NAMOC)新馆项目，同样具备了我选择项目的三个要素:重要的项目地点、伟大的项目以及杰出的客户。这使我无比兴奋。

新民周刊: 您对香港这座城市的特点了解多少，特别是它作为前英国殖民地以及中国与西方交流的中间平台的复杂性？您的这些理解，具体又是如何融入到“OPUSHK”这一高档住宅项目中的？

弗兰克·盖里: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香港，并且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它的历史。我也花了很多时间与客户沟通，了解如何创建一个可以折射他们价值观与城市特点的建筑。香港是一个充满活力、令人兴奋的、直观的城市。这种密度导致了不同风格的建筑令人激动人心的碰撞。无论当你身处其中，或从顶峰俯视它时，那种多样性都会令人觉得目眩神迷。我正是使用了这种能量设计了我的O－PUSHK项目。

新民周刊: 您17岁时从加拿大多伦多移民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那里的移民文化肯定有切身的了解。可以说，入围中国美术馆新馆设计方案的最后一轮选拔，是您深度介入中国建筑市场的重要一步，那您对中国文化有怎样的了解？

弗兰克·盖里:是的，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将是我设计的一部分。

我热爱中国的古典建筑。我研究过寺庙到胡同里的中国传统建筑，而我一直对中国园林有着极大的兴趣。我的好朋友曼吉·詹克斯(Maggie Jencks)在这个专题上著作颇丰。我觉得中国的建筑和花园非常漂亮，也非常精巧。我喜欢中国建筑中木材与颜色的运用，以及建筑物与建筑物被安排成互相并列的方式。步入古老的寺庙和宫殿时，我会因空间序列的美丽交错而兴奋不已。中国传统建筑一贯都尊重以人为本的尺度与自然生态，它们引用元素如天空、火、水、土和木的方式非常具有诗意。身处这些空间中的感觉非常美妙，我希望我的建筑也能带来这样的感觉。

目前这个阶段，我无法透露我的设计细节，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对我影响至深。早在加州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中国文化。美国西海岸的文化深受各种亚洲文化的影响，因此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书法、卷轴以及寺庙设计。我早期的许多建筑都有可以追溯至亚洲灵感的外观和细节。特别是，我一直都深受自然世界与人工建造世界的交互方式的启发。

新民周刊: 我去年曾做过您的朋友蔡国强先生的长篇访问，您也接手了他故乡的“泉州当代艺术馆”的设计，他非常相信“风水”，认为它是一种东方民间生活的习俗，更是东方人对于人与环境关系的解读方式。您是怎么看中国“风水”的？

弗兰克·盖里:多年以来，我与许多人讨论过风水。我非常了解它对中国文化的重要性。我尊重风水的基本原则。它基于我非常尊重的一种情感和一套实用的原则，并且转换为美妙的空间。我喜欢有关风水是人们传统和生活的一部分的想法。我喜欢风水的感觉，以及风水在我所参观过的建筑中的表达方式，我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知识。

中国艺术需要一座世界级的建筑

新民周刊: 您对北京这座古城的文化传统有哪些了解？有建筑界评论人士认为，您与让·努维尔从中国美术馆新馆目前的四大设计方案中最终胜出的可能性都非常之高，那您计划怎样将北京本地的文化传统和您的设计融为一体？设计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和华特？迪斯尼音乐厅的哪些成功经验，可以为这次的设计所吸收？

弗兰克·盖里:我不能谈论具体的设计，但我已经深受中国艺术、人民以及这伟大的文明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的启发。我不是有关北京的专家，但一直很努力地了解中国文化和北京这座城市。我已经到过北京很多次，事实上，我在这里度过自己75岁的生日。每次访问都教会了我新的东西，在我的脑海中铭刻下新的记忆和经验。当我为北京设计建筑时，这些便成为我的灵感所在。

这个项目不同于我之前设计的任何其他项目，这是一个只能建在北京的建筑，因为它完全尊重中国的传统和文化，但与此同时也体现了21世纪的中国。我希望我会在中国和北京停留更长的时间，并且，我也希望能从当地群众和专家那里更多了解这座城市。我很习惯听取不同的观点和思想，并期待在未来能在中国度过更多的时间。

当从事Bilbao(毕尔巴鄂)项目时，我沉浸于巴斯克文化之中我读文学，听他们的音乐，研究他们的艺术，并大致了解他们特定的生活方式。我发现当地人能非常精确地处理他们在文学、音乐、艺术之间的平衡关系(这些在他们的关系中非常精确)。这一过程引导我完成了一项预算紧张的项目，但该建筑深受巴斯克人的爱戴和拥护，因为他们可以看到建筑体现了他们的文化和历史。现在当我访问巴斯克地区时，我被当成一个英雄一样对待。我确实与那里的人们沟通良好。

如果被选中的话，我希望与中国相同的互动作用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我会非常努力地工作，以确保我创建的任何建筑均将反映中国文化的精髓与遗产的现代传承。在我看来，中国美术馆新馆设计最重要的部分，是以人为本，协调好当地参观者、使用者与建筑的关系。

华特·迪斯尼音乐厅也是通过这种设计目的而达到的好结果。我与音乐家、作曲家、指挥家、城市官员和观众充分沟通，并了解他们所认为的音乐厅最重要的元素。我研究声学，并与专家密切合作，以确保音响效果非常清晰。我制作了许多不同的模型，直至客户满意，而且我确信，这座建筑就像瑞士钟表那样精确。当我设计一个建筑时，我会详细甚至是殚精竭虑地研究所有因素。在设计北京的任何建筑时，我会保持一如既往的周全考虑与专业素养。

新民周刊: 您被一些中国媒体誉为“建筑界的毕加索”，也有专业人士认为您是当今建筑大师中以艺术气质和能力见长的，但您更熟悉的可能还是欧美的艺术流派，比如洛杉矶当地的激进艺术家们。在中国的首都设计一座国家级美术馆的新馆，您如何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去年3月评价即将成为旧馆的这座建筑时说，“中国美术馆是上世纪50年代的著名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因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而受到人们的喜爱”，您认为这种“鲜明的民族风格”在50多年后的今天该如何继续体现，又该结合怎样的时代精神？

弗兰克·盖里:很抱歉，我不能谈论任何有关该项目的具体细节，这有悖于竞标规则。这将是我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项目。我对于在中国设计建筑的前景感到非常兴奋，并且该建筑将深受中国过去文化的影响，但同时又将是21世纪中国的象征。我认为，中国艺术的博大精深，应该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博物馆来容纳它保护它。我已经在非常努力地学习、了解中国文化，并希望我的建筑能承担起反映中国艺术文化和社会的责任。

中国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成为世界艺术的领导者，中国艺术也应该有一个世界级的建筑来反映这种领导地位。

我已经有了50多年的建筑设计经验，我养成了一种设计方式基于对当地文化环境情感上的感知反映与解析表达，但同时应用广泛的专业知识与技术。为满足客户的需求，我可以非常灵活地随时修改建筑设计，我知道，很少有其他的建筑师能做到这一点。我从不害怕得知客户想改设计，我也会根据他们的修改意见来更改设计。这也帮助我将新的理念与传统理念进行结合。这种工作方式让我在许多项目上都已经取得了成功。我完全相信，我的建筑将充分体现时代感、地域性，以及当地文化的特征，并让使用者与建筑所在的城市均视之为骄傲。

新民周刊: 您的代表作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表面覆盖的那些钛金属，被认为是呼应了西班牙北部城市毕尔巴鄂的造船业传统，整体上也暗合于西班牙文化既激扬又沉静的风格。更重要的是，这座博物馆与它南侧的19世纪旧城区建筑以及上方横空而过的高架桥，都实现了整体的协调。中国美术馆新馆将坐落于“鸟巢”(国家体育场)与中国科技馆之间，您怎么实现它与这两个不同风格建筑的协调和呼应？我曾于大风天气逗留“鸟巢”外的广场，觉得这个庞然大物特别没有亲和力，您如何解决这类难题？尤其是中国美术馆新馆的面积有近13万平方米，如此大体量的建筑空间内部，如何给参观者提供一个没有压迫感的、可亲近的空间？

弗兰克·盖里:鸟巢是非常美丽的设计，如在它附近能有我的设计，我会非常自豪。

我虽然不能谈论中国美术馆新馆的具体设计，但是对于这个项目我非常兴奋，并且很感谢能被考虑参与竞标。北京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城市拥有杰出的城市政府和规划部门，并且开发了激动人心的城市规划，我将荣幸地成为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

我设计的所有建筑均为人性化的建筑，具有良好的通达性，场地环境友好。我一般会做不同比例的成百上千的推敲实体模型和图纸，以确保建筑的空间大小真正适合最后的使用者，并且建筑本身是一个艺术作品。我认为一个建筑最重要的是，既需要有人文尺度，同时也必须优雅，这样才能表达其使命的重要性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