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来到哈尔滨的工地
丹尼尔-吉伦（Daniel Gillen）有恐高症。但这个年轻的美国建筑师直到开始登高才告诉我。在中国东北部的一个建筑工地，我们一道爬上了一个建筑楼梯，穿过一幢未完工的建筑物的弧形的屋顶。
这是在二月末的一个寒冷的日子，气温达到零下15度。这个起伏的钢铁屋顶的表面，使人感觉到像走在一片冰冻的海浪之上。在这样的高度的屋顶行走，一旦失足，有可能被摔得粉身碎骨。
1、美国建筑师丹尼尔-吉伦在未完工的哈尔滨木雕博物馆。
吉伦带着一种紧张的微笑说：“在美国，我们绝对不敢做这种危险动作。”
我和吉伦在屋顶上眺望，两年前还不存在的一座巨大的新城市展现在眼前。一排一排的20层公寓楼向各个方向幅射，给人以单调、乏味的感觉。有数百幢楼几乎全是空着的。
32岁的吉伦说：“两年前，我第一次来这里，这儿还是一片建筑吊车林立的田野。”现在，位于哈尔滨郊区的这片农田，变成了在中国涌现的无数个小城镇之一。吉伦说：“站在这儿，你不得不对中国能做到的事情望而生畏。”
吉伦的黑色皮靴下面的这幢建筑物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是一幢异想天开的，用不锈钢做外壳的660英尺长的管状建筑物。它的名字是“哈尔滨木雕博物馆”（Harbin Wood Sculpture Museum）。这是吉伦的老板马岩松（Ma Yansong）及其在北京的MAD Architects建筑事务所的团队的建筑想象物。
这幢建筑物的设计，激发了人们对自然界事物的想象。它像一座冰山，或一段漂木，但它是有背景的。我不禁想象，它就象一艘闪闪发光的太空船，出乎意料地降落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在这个方面，吉伦也是与环境一致的。他剃着光头，肌肉发达，戴着很粗的银指环，使他在中国的这个位于北部边陲的城市显得有些怪异。在2008年的12月份，吉伦被纽约的渐近线建筑事务所（Asymptote Architecture）解雇。他呆在他的在布鲁克林的公寓里，试图避开“绝望的气氛”。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新的建筑项目停止，6个月过去了，吉伦仍然没有找到工作。吉伦发出了数十份简历，但没有得到回音。初夏，他在一个设计网站上发现MAD Architects建筑事务所在招工。他对我说：“这家公司的缩写字母似乎在说：‘中国不是我要去的地方。’”在MAD Architects建筑事务所，开始薪水只有他在纽约能挣的一半。但工作难找，吉伦决定去应聘。
在这个博物馆的倾斜的屋顶上，吉伦极力控制住他对登高的恐惧。他对他的好运气感到高兴。他说：“这种项目，今天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建设。”如果他不来到距离家乡上万公里的地方，就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工作机会。
将希望与中国的增长联系在一起
在过去的3年内，外国建筑师和设计师大量涌进中国，以逃避国内的经济危机，并且将他们的希望与中国的爆炸性的增长联系在一起。毕竟，这是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mpany）预测在今后20年内，要建造50,000座摩天楼的地方。这个建筑面积相当于10座纽约城。
吉伦在2009年年中到达中国时，MAD Architects建筑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中国大陆的人。现在，吉伦的50个同事，接近一半是外国人。他们是来至荷兰、德国、比利时、西班牙、哥伦比亚、日本和泰国的设计师。吉伦说：“经济危机，是每个人考虑来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2、MAD Architects建筑事务所在哈尔滨设计的一个艺术项目的实体模型。
全球经济运作图画似乎翻了过来，不是美国工人的工作位置损失给了中国工人，而是中国为外国建筑师提供工作位置。甚至更令人惊奇的是，中国需要大量的外国建筑师，并且办理许可证非常方便。
在中国，许多新的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国际建筑师可以自由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实验先进的设计，采用绿色技术。由于中国的至上而下的管理制度，计划容易变为现实，能够很快地批准大型项目，仅在几年之内便能建成并投入使用。
当然，对于国际建筑师来说，中国并不是一个新地方。许多美国著名的建筑公司，已在中国开设办事处10年或更长的时间。中国几乎所有的地标性现代建筑物，都是外国人设计的。它们有国家体育场、“鸟巢”（瑞士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中国中央电视台（由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设计）。还有128层的“上海大厦”（Shanghai Tower），由旧金山的金斯勒建筑事务所（Gensler）设计。这个项目在2014年完工时，将是世界上第二高度的建筑。
新来到中国的建筑师，并不是受到邀请或出于对中国的好奇心，他们是需要工作。正如北美的坤龙设计公司（Cannon Design）中国办事处的负责人迈克尔-滕基（Michael Tunkey）所说的，他们是“来自经济危机的难民”。
中国扩展的规模和速度，是那些外国建筑师在他们本国从未见到过的。受经济发展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化的刺激，在过去的20年内，大约有3亿中国人成为城市居民。这种繁荣迅速地改变了北京、上海和深圳周围的东部沿海地区的面貌。
现在，最快的增长发生在中国的内陆或在它的西部城市的边缘。有哈尔滨、长沙、成都和数十个其他城市。43岁的建筑师曼纽尔-桑切斯－维拉（Manuel Sanchez-Vera）说：“这使我感到震惊。”两年前，他关闭了自己在马德里的建筑事务所，在上海加入了一家中等规模的澳大利亚建筑事务所。他说：“我刚接到为一个城市设计医院的会议的通知。在今后几年内，这个城市的人口将从400万增加到1,000万。你怎样为这种爆炸性的增长设计？”
对这个问题的主要答案是：快速和便宜。尽管一些公共项目，例如吉伦工作的博物馆，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在中国，大多数外国建筑师是设计办公楼、住房、医院和购物中心。设计这些项目的创造性是与利润密切相关的。
迈耶成了概论设计师
尽管现在的项目很多，实际上，这些工作是早已存在的。还有一种更深的忧虑：我在哈尔滨和别的地方看到的这些空置的住房，表明中国的建设热潮可能已越过了它的顶峰。
然而，在目前，吉伦认为没有更好的选择。他说：“我是一个建筑师，我喜欢建筑工作。而中国是一个有建筑工作的地方。”
2008年12月份，正好是吉伦在布鲁克林加入失业队伍的时间，另一个名叫亚当-迈耶（Adam Mayer）的年青美国建筑师在旧金山失去了他的工作。26的亚当-迈耶在参加SOM建筑事务所一年之后，收到了他的解雇通知书。
3、2012年“普利兹克奖”获得者王澍设计的“宁波历史博物馆”。
这件事对迈耶的打击很大。迈耶毕业于南加州大学，能说会道，善于交际。他渴望在SOM建筑事务所工作。SOM是一家著名的建筑公司，其设置在旧金山的办事处距离迈耶在硅谷的家不远。
然而与吉伦不同，迈耶不看好发送自荐信，对经济复苏也不抱希望。他对我说：“我不再忧虑找工作的问题。因为我的大学同学都难以找到工作。而SOM的绘图板上的项目似乎都在中国。于是我买了一张去北京的机票。我不怕失去什么。”
迈耶不会讲普通话。并且，像许多设计师一样，他还没有通过获取正式建筑师许可证的严格考试。迈耶说：“在美国，从法律上说，我还不能称自己为建筑师。但在中国，这不成 问题。”
到达北京4个月之后，迈耶在一家新加坡大公司弄到一份全职工作。这家公司在中国各地都有办事处。由于工作需要，迈耶不得不转移到中国西部大开发运动的前线城市——四川的省会成都。
在这家新加坡公司的成都办事处的办公楼里，有大约300名中国工作人员。大多数是有海外护照的华人，仅有少数能讲英语。除了迈耶，仅有一个西方人——一个年青的阿根廷设计师。
迈耶在旧金山的SOM办事处工作的一年，他主要是为一幢建筑工作，是一名下级工作人员。而在成都，他的老板要求他为一系列大型项目准备概念设计。这些项目包括在成都中心的一个150万平方英尺的再开发区；为中国最大的住房开发商设计一个巨大的新的住宅区；甚至为成都的城市规划局设计一个新的总部大楼。迈耶说：“我有许多创新自主 权。如果你问从大学毕业的建筑师，他们全都说希望做概念设计师。所以，首次做这种工作是非同寻常的。”
工作的节奏是非常“残酷的”。从一个月设计一个或两个项目开始，迈耶很快能够每周拿出一个大型概念设计。迈耶说：“最后期限的规定似乎发疯。有时，我们不得不三天完成一个250,000平方米的项目。”
即使如此，他的中国同事能做出更多的项目。迈耶说：“在纯粹的产量方面，本地工作人员工作更快，并且比我在美国看到的任何人更有效率。”——纵然有一些完全从书本上照抄设计也不感到惭愧的例子。
迈耶的工作应当是创新性的。在中国，他被雇用，是因为相信他能进行设计和创新。因为许多中国人习惯于将威望与一个外国名字联系在一起。（迈耶不止一次被邀请默不出声地坐在与客户谈判的会议上，他对所讨论的有关项目一无所知。）
迈耶帮助创造了一些出色的设计——包括为一个政府拥有的出版社总部所做的设计。其设计灵感来自古代中国的纸卷轴。尽管这样，设计的要求总是“大而华丽”。迈耶回忆，在城市规划局的一个会议上，一个官员要求他们：“为我们设计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它要非常突出和引人注目。”
迈耶说，中国要想超越它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是看它能否进行创新。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强调抽象思维技巧的教育体系问题，也是涉及强迫开发商尽可能又快又赚钱地建设的压力问题。
迈耶说，尽管口头上强调创新，经常的情况是千篇一律地开发，使中国的城市非常相似和非常难看。他说：“设计创新需要时间，但在中国没有充裕的时间。”
吉伦希望继续留在中国
在二月的一个早上，丹尼尔-吉伦领我参观了MAD Architects建筑事务所在北京的开敞式平面布置工作室。这个工作室在一个小巷里，占有一个废弃的印刷厂的最高两层楼。一些中国和外国的建筑师正在一种几乎是墓地般寂静的环境中工作。他们的旁边，是许多项目的模型。在第二层楼的一端，有一个为重庆设计的扭曲的、分层的摩天楼模型；另一个是一个歌剧院的和表演艺术中心的横截面模型。吉伦在哈尔滨参与了这两个项目的建设。
不过，在这个工作室的中心部位，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图腾”——一个乒乓球桌。不久前，喜欢乒乓球运动的吉伦组织了一场工作室乒乓球联赛，冠军的奖品是一个iPad苹果电脑。
当吉伦盲目地闯入中国的时候，除了创始人马岩松，他对MAD Architects建筑事务所知之甚少。现在37岁的马岩松是一颗冉冉上升的明星。马岩松在耶鲁大学培训过，并且师从英国建筑师扎哈-哈迪德。他以作为中国第一个赢得外国竞争项目（多伦多梦露大厦，Absolute Towers）的建筑师而著名。
4、斯蒂文-霍尔建筑事务所（Steven Holl Architects）在深圳设计的建筑。
马岩松经历证明，中国人将作为一支有创新力的建筑队伍登上世界舞台。进一步的证据是另一个中国建筑师王澍（Wang Shu）获得201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
马岩松和吉伦的办公桌都在一个工作区，彼此相距几英尺。但在吉伦的办公桌上的许多蓝图，显示了这个美国人担任的角色。吉伦是作为设计师雇用的。他现在监督马岩松的楼房建筑。
吉伦说：“我是一个‘行刑者’。我要完成的任务是，不让我的老板或客户不满意。”“哈尔滨木雕博物馆”的客户是当地政府。吉伦说：“这种至上而下的体系，能使事情非常简单。领导者说：我需要它，你就建造它，事情就定了。你不用担心这个造价昂贵的博物馆能售出多少门票。”
一个在中国从事过几个大型项目的外国建筑师说：“这些项目是建筑的‘路易-威登手提袋’。每个城市都想要一个。”
由于外国建筑师继续涌来中国，增加了工作岗位和建筑业务的竞争。一些国际建筑事务 所甚至开始以虚报低价投标的办法，以获取进入市场的路径。驻上海的荷兰建筑师达恩-罗格文（Daan Roggeveen）说，这种做法是在“扼杀这儿的西方事务所。”同时，中国和外国的建筑事务所一样，都在使它们的职员地方化。他们都在削减成本，培养新一代中国建筑师，其中有很多人在国外接受过培训。
亚当-迈耶前不久离开成都，回到加利福亚。他对记者说：“我肯定会回到中国。”他现在为了考取资格证书加紧复习和准备。这将最终使他在美国可以称自己为建筑师。
距离哈尔滨几英里的木雕博物馆，将是在冰冻的松花江河畔出现的一座标志性文化建筑。当它完工之后，这个“哈尔滨文化岛”（Harbin Cultural Island ）、加上我在MAD Architects建筑事务所工作室看到的歌剧院和表演艺术中心的模型，将像三座冰雪覆盖的山头。正在检查工程进度和质量的吉伦说：“三年前，我根本没有听说过哈尔滨这个名字。”
当我们爬上这个建筑场地的高处的时候——我们一再登上这样的高度，我似乎对吉伦在中国的工作，从计划的一年延长到几乎三年的原因有了理解。他说，以前在纽约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做的概念设计，但从来没有投入建设。当我问他在中国可能逗留多久时，他微笑着说：“那要看纽约房地产市场的情况怎样。”
当冬天的太阳快要沉下地平线时，吉伦围着建造了一半的剧院走着。他把这个项目称作“一个新生的婴儿”。他说：“我现在的工作不错。我不知道中国的增长速度是否可以持续下去，但是只要有可能，我就要留在这里。”
5、MAD Architects建筑事务所为重庆设计的项目实体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