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师再一次缺席的悲哀

　　原本是一个诱人的故事：改革开放30年来，大规模城市建设中，最具分量的国家级地标建筑的收官之作，号称世界最大的美术馆(建筑面积达13万平方米)——中国美术馆新馆设计方案即将揭晓。面对这样一个重要事件，国人却表现出出奇的冷静。

　　也许，经过“鸟巢”、“鸟蛋”和“大裤衩”的一系列建筑事件的强烈冲击和广泛争议后，人们都已见多识广，见怪不怪了。一次次的争议后，只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最终矗立在这块土地上的，依然还是这个众说纷纭的建筑。再说，这次进入最后一轮竞标的弗兰克·盖里、扎哈·哈迪德、让·努维尔等四位建筑设计师，都是来自西方的一流设计师，其中的三位都获得过有“建筑界的诺贝尔”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奖。他们的创新能力和职业水准，应该不容置疑。不出意外的话，中国美术馆新馆建筑方案将花落法国设计师让·努维尔。因此，在最终公布结果之前，我们看不到他的作品，也就无法对其作品进行具体解读。如结果真是这样，让·努维尔也将是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艺术地标建筑——中国美术馆新馆和卢浮宫阿联酋分馆的设计者。这个高度的重合，是例外还是惯例？

　　作为国家级的大型艺术地标建筑，中国美术馆新馆其现实和未来的影响力和扩展性，是不言而喻的。被社会誉为富有的“艺术银行”的美术馆，未来的国际知名度和观光收益更值得期待。也就是说，设计这个项目，对设计师而言，不但有可观的现实收益，还是一个具有很高成长性和很大扩张性的潜力股。可悲的是，当世界一流建筑师们都纷纷强势进入之时，在这个高智商的竞技场上，中国设计师又缺席了。就像过去30年的时光中，中国绝大部分地标性大型公共建筑一样，一次又一次成为西方设计师表演的舞台和抢钱的战场。

　　中国建筑设计师怎么了？是技不如人，还是信心不足？我们很难去揣测设计师们真实的心理，当然，如果一味怪罪中国设计师无能或无志向，也有失偏颇。中国美术馆的国家级地标地位，其超出建筑本身价值之外的更多附加值的堆积，使建筑设计显得不再单纯。建筑设计作为一种艺术含量很高的工业设计，本身就始终处在两种价值不断冲突之中。尽管维特根斯坦主义认为艺术不能定义，也不需要定义，但作为建筑艺术，在生产过程中，却不可避免会不断被定义，尤其是地标性的公共建筑，就是在定义和修正之间不断摇摆，完成生产过程的。

　　因此，中国美术馆新馆，首先面临的是政治定义。其政治定义的发起者和终结者是投资人(一般是国家资金或社会资本)，他们通过出资的基本目的和动机来体现他们的意志，而项目的决策者和执行人又是政治定义的具体阐释者，他们的个人素质和基本判断，就决定了项目的总体走向和价值取舍。这种镶嵌在公共建筑设计建设全过程中的政治定义，是超越任何制度和历史时期的，只是今天我们在政治定义的解释和运用上，需要有建立在法律框架上的完善的制度和运作机制，来确保这种解释和运用的正当性。上世纪70年代，时任法国总统的蓬皮杜提出建造法国国家艺术中心的动议时，遭到的非议和抵抗是空前的，尤其是它夸张的不守规矩的裸露设计和颠覆性观念，受到来自设计界的猛烈批评。但蓬皮杜先生坚定的政治意志使他努力践行，当后来者理解了他的意图后，把这个建筑最终定名为蓬皮杜艺术中心(建造之中，蓬皮杜突然去世)，以表达对他这份坚持的敬意。今天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已然成为与卢浮宫为代表的古典文化相对视的现代文化的代名词。当年勇于挑战经典和传统的蓬皮杜艺术中心，也恰恰吻合了法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思想文化上的新浪潮运动，不但成就了一批新思想家，也构成了法国乃至世界上一个思想的高峰时代。再如美国老布什的总统图书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格林尼治千禧穹顶和温布尔球场，不能不说是一次政治家意志的适度张扬和政治定义。

　　可见，建筑不但体现政治意图，建筑也是意义传达的永恒方式，因此，政治家和统治者都十分钟情于建筑。用时下执政者们的话，要做市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建筑就是最好的表现形式。再进一步看，建筑作为行使政治权力的一种方式，往往会由炫耀并进而沉淀为一种建筑情结和迷思。所以说，当建筑对统治者或资本构成这种诱惑时，建筑不但是一种心理缺损的补偿方式，而且也会产生一种追随美学的狂热和意识形态的倾向。

　　当政治定义落实到具体建筑项目的阐释和执行上，就会以意识主导方式影响决策者和执行人的选择和判断。在这个意识支配下，专家委员会往往成为意识的专业解读者。因为，从这个意识出发，决策者和执行人会根据需要提出专家委员会成员的构成方式，有的甚至自身参与或指派相关人员进入专家委员会。因此，毫不奇怪，不同的专家委员会会得出完全不同的专业结论。再说，现在的许多专家，他们既为官又为艺术家的双重身份——尤其首先为官的特殊性，顶着国家的俸禄，何必强出头呢？他们很难坚持独立学术立场，只能作为一个操作者和执行者，不断揣摩领导的意图并随机作出自己的反应。况且，建筑艺术的见仁见智，给他们的选择提供了合适的理由。当年，梁思成与毛泽东关于天安门城墙的保护与否的争议和博弈，就是一个学者与统治者的对话，梁思成最终败下阵来，是意料中的事。学者只是单纯的线性思维，就建筑论建筑，遵从的是学术规范和学者个人的学术良心。这与统治者的非线性思维完全是错位的。而统治者却有着建筑之外的需求考虑，其宏大气场怎能被一个残败的围墙圈住？

　　由于政治定义的强势，就决定了审美定义的附庸性。审美就被基本限制在学术和大众层面。由于审美定义发出和接受两端，都处在零权力和非利益状态，因此，有相对比较自由和放松的情境，审美定义的产生和过程，就比较真实和真诚。但学术层面的理智和冷静，与大众层面的情绪化表达，又会构成不同层次的审美反映和丰富性。这种非权力化的审美表达，以一种民间的声音，形成特殊的环境和舆论气氛，既对决策者产生一种压力，同时，又建立起与政治定义互为补充的审美定义。可是，因为这种非权力化的审美定义复杂多义，是否有效，得看决策者个人素质和包容性了。要不然，就不会有鸟蛋和大裤衩的争论了。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公共建筑由于它的公共性，它除了一般建筑都具有的物质属性和内容(精神文化)属性之外，它还有很强的关系属性。如果说，建筑的物质属性是基于各种物质材料之上，并维持它的肌理、结构等基本要素；那内容属性显然是强调它的功能性和美学表达。这些公共建筑基本的需求对于当今建筑设计师而言，应该不成为问题。那么，更高智慧的比拼显然就是对关系属性的理解、把握、表达和控制。作为一个即将矗立在中国土地上的国家级美术馆，它与周边建筑、环境构成什么关系？它与北京这个千年古城将怎么相处？它应该怎样体现中国文化的特征？它又将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昭示些什么？说到底，它应该渗透怎样一种气质，与历史、现实、生命达成和谐。在这样一个本该体现中国设计师优势的节点上，我们依然没有看到中国设计师的身影及其令人亮眼的方案(也许媒体没披露)。而倒是美国设计师弗兰克·盖里为了弥补这个文化上的短板，不惜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思考和了解中国文化。他不但了解中国的建筑、绘画、艺术，还分别在春夏秋冬体验北京人的喜好和生活方式。为能同中国文化保持同一个心理向度，以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张扬的视觉风格著称的他，甘于与中国中庸文化达成和解，放弃他“视觉至上”的理念。至于他设计方案在关系属性上的把握和表达层级，我们不作评论。至少，他为此认真过，很职业！所以，我不知道有哪个中国设计师有如此的投入和执着？或者说，有如此职业？否则，何来竞争力？当然，从最后入围的设计方案看，除了排名第一的让·努维尔的设计没有示众外，没有一个在关系属性的表现上是令人满意的。眼前公布的这些建筑形式，放到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合适的，也就是说，是缺乏文化个性的，并没与北京构成内在有机的关系。可见，西方设计师依然利用他们消化、吸收、中和化了的对艺术泛化的商业能力，仍然在不断蚕食我们的艺术感觉和市场机会，却没有遭遇到来自本土设计师的有力、有效的抵抗。他们娴熟地通过时间顺序上的置换、排除、合并，在不指涉社会限制下，产生非常强烈的表现性和功利性，这又再一次打动了出资人的心。他们以泛艺术性对关系结构的拆分和对审美的消解，并进而影响我们的判断，形成了他们特有的话语空间，并进一步控制和稳固了中国市场。这种话语型构充当了一种艺术表达的代理角色，不但导向艺术和建筑物质空间之间的对立和平衡，也让不少人为之倾倒。他们占领市场是必然的。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有人会为这些国际大师放下身段，参加中国项目投标而感动，到当下中国国家级地标建筑的国际性招标，30年一个轮回之后，我们完全应该志存高远地平视世界时，却一抬头看到的依然是整齐的西方人的脸。我们不求贝聿铭当年接手卢浮宫改造时，不参加投标，要求直接委托的牛气，至少，我们不该一再出局。也许，我们应该理解出资人，为了规避风险和减少质疑，为了从形式上和表达上体现世界身价，以及保持国际性和永久的话题性，请来世界一流设计师操刀的初衷。但这样一个难得的国标性地标建筑，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设计师走向世界的一个支点和机会呢？我们希望出现像蓬皮杜这样对政治定义和文化选择不断坚持的出资人，我们更希望看到慧眼识才并能包容的密特朗。当然，密特朗的大度和包容，前提是贝聿铭的专业水准和高素质的职业素养，说到底，贝聿铭是凭实力说话。由此，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中国当代设计师们在不断超量生产，在一味追求产量和经济收益，思想被不断透支，模仿成为基本业态时，还有哪些原创性？在这个高水平游戏的场域中，我们缺席了整整一个时代，不但遗憾而且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