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馆馆长： 城市因建筑文化而改变

　　本周，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向南都记者确认，中国美术馆新馆设计方案由让·努维尔夺得，也就意味着，又一座中国的国际性建筑将由国外建筑师操刀主持设计。2008年至今，对城市公共建筑的“国际风”现象的讨论，因一座座巨大建筑的诞生，几乎从未停止过。现象背后，国际建筑师的设计会给我们的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中国的国际性建筑是国际建筑师的试验场，这样的论调在近年越来越多被提及。最近的一次，是前几日中国美术馆新馆方案的敲定。有人注意到：这个继北京奥运一批国际性建筑之后最大的公共建筑设计，再次落入西方建筑师之手；而在中国美术馆新馆招标中，最终入围的四个方案中，没有一个是中国本土建筑师的作品。

　　本土建筑师或许会感到憋屈，他们都在中国的各个角落里进行着大大小小的建筑实践，哪怕他们设计了一些大型的公共建筑，也几乎都处于“隐姓埋名”的状态。比如王澍，由他主持设计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在他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之前，应该没有多少人听说过，恐怕有更多的人不知道王澍是谁。而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谈论得更多的是鸟巢、水立方，在它们旁边的一个庞然大物———盘古大观，多少被忽略掉了，它是台湾建筑师李祖原的作品，也就是台湾101大厦的建筑设计师。

　　国际大牌建筑师的话题积聚效应，似乎让中国本土建筑师成为一个失踪的群体。

　　中国美术馆新馆的竞标结果，再次强化了“国际建筑师试验场”的印象，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美术馆新馆会成为一个话题建筑和明星建筑，它将是又一座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地标。

　　根据“国际建筑大师———明星建筑———地标”这样的逻辑推演，就可以推测，中国政府为什么偏爱选择国际大牌建筑师的方案，首先是更具话题效应，而中国建筑师在这个方面没有太多办法帮助到他的甲方。再加之中国建筑师和国际大牌建筑师竞争时，履历表的厚薄差异明显，政府选择有丰富设计经验和大量代表作品的建筑师，会比选择本土建筑师的风险更小。

　　有人说，中国政府将大量公共建筑交给国外建筑师，体现出了中国的开放和自信，但如果从风险评估上来看，将地标建筑交给中国本土建筑师来做，更需要勇气和胆识。如果一个建筑搞砸了，或许会有来自上级部门的质问，民众的嘲讽也会让他们感到压力。尽管国外建筑师主持的设计，同样也有可能招致调侃和嘲讽，但那毕竟是出自国际建筑界的老字号之手，即使有负面评价，也还会有更多的人给出好评。

　　如果选一个国际建筑师，既有话题效应，又能出色地完成项目的设计，何必去冒险让本土设计师一试身手？并且各级政府都在花钱，高昂的设计费对他们而言，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官员们应该也意识到了，这样的地标建筑要存在几十年、上百年，它们会改变这个城市的景观，采用更稳妥的方式，符合公务员的做事风格。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博物馆、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的兴建都能由中国建筑师主导，而到了经济更发达的当下，为什么会将越来越多的地标建筑交给国外建筑师呢？实际上，中国的政府建筑依然被一些本土建筑机构垄断，保持着隐秘而有默契的工程合作关系。官邸的民族性诉求，也足以显示政府的开放并不彻底。而剧院、体育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建筑的政治性有逐渐淡去的倾向，并且公共性得到了凸显，因此可以交给一些国外建筑师。

　　比如国家大剧院，尽管它位于长安街上，周围是人民大会堂、天安门等政治隐喻极强的礼仪建筑，但国家大剧院的一潭水池，将严肃感全然化解，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都需要拾级而上，政治的威严感从入口就能感受到，而国家大剧院是要往下走进入剧场，入口对来宾更为友善，更加平等。

　　同样的，中国美术馆旧馆是一座苏式建筑，有大院，有武警把守，当让·努维尔设计的中国美术馆在2015年落成后，美术馆会怎样考虑对观众的开放程度呢？现在还无法知晓，只是可以断定的是，这对今日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毕竟作为甲方的政府，既然都能容许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挖一个人工湖，让一个政治空间多几分柔情，一个美术馆的岗亭问题，就没那么重要了。

　　很多人都注意到，在国际建筑大师的设计中，有大量奇异的建筑。其实，他们在建筑中传递出来的平等、民主的理念，正是过去我们的公共建筑所缺失的，在我们的国土上能够多一些这样的建筑，未尝不是好事，至少我们的公共空间会少一些压迫感。
　　
　　如果中国建筑将要走的是这样的一条道路，本土建筑师应该也乐见这样的未来，我想这也是中国建筑和社会追求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