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弗拉基米尔-贝罗戈洛夫斯基
建筑师应当把建筑作为一种参与发展、政治、社会结构的工具，并且自由地认识各式各样的表现方式。建筑学不是关于美学的学问。建筑不是受流行样式的驱动，而是受思想的驱动。
1、哥本哈根的Scala Tower大厦
建筑师处于想象城市未来的最前列
比贾克-英格尔斯是当代建筑的一颗冉冉上升的明星。他介绍他的工作的能力和口才，可能使任何政治家产生嫉妒。实际上，建筑对英格尔斯来说，有点像政治。并且，他的创造性的实践，就像一个诱人的政治方案。英格尔斯设计的项目，非常有趣和新颖。但有别与其他建筑师的新颖，是他的在独创的形式和能使每一个人满意的实用的内涵之间找到折中的平衡的能力。他能使开发商、投资人、政治家、工程师、承包商、建筑商和公众都感到满意。
2、哥本哈根的Scala Tower大厦
这个年轻的建筑师被称为“没问题先生”（Yes Man）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的格言是“是即是多”（Yes is more）——更多的相互理解；更多的妥协；更多的认可，因此更多的委托和授权。英格尔斯公开承认，他不在想象产生形式的最流行的理论方面浪费他的时间。
首先，他的形式是对特定的场地和计划条件的回应。并且，他考虑所的当事人的选择。英格尔斯认为，这就是他的基本设计方法。他的使每一个人满意的意愿，使建筑打造的过程变成一种“魔术”，使建筑师能够创造他的最尖端的新形式。
3、哥本哈根的Scala Tower大厦
英格尔斯说：“作为建筑师，我们的作用经常降低到对预订的方案的美化。当建设的决定已经作出；当场地已经选定；当设计方案的规模和内容已经确定时，建筑师才参与。因此，对社会进化的物质结构，建筑师和建筑很少有决定性的影响。建筑的作用经常降低到‘装点门面’”。
他说：“作为经常在城市工作的建筑师，应当认识到，我们是处于想象我们的城市的未来的最列。然而，当我们坐在家里，等着客户的电话或某人宣布一项设计竞赛时，城市的未来被那些有权力的政治家或有钱的开发商决定。
4、爱沙尼亚的“塔林市政厅”
英格尔斯独自进行几个项目。事实是，当他的事务所提出没有人要求的项目时，比他试图去赢得一场有声望的国际竞争有更大的实现机会。在其他人进行之前，明确地叙述一个问题，并且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法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公认的说法是：没有好的客户，就没有好的建筑。如果是这样，建筑师为什么不自己选择好的项目和找到愿意了解自己的客户？
5、爱沙尼亚的“塔林市政厅”
比贾克-英格尔斯简历
比贾克-英格尔斯1974年生于哥本哈根。他于1999年毕业于丹麦的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并且在“巴塞罗那建筑学院”学习过。1999年至2001年，英格尔斯在鹿特丹的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的“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工作了3年，然后与他的合作者朱利叶-德-斯梅特（Julien De Smedt）创立PLOT Architects建筑事务所。2005年，英格尔斯创立了“比贾克-英格尔斯集团”(BIG)。
6、齐拉岛：阿塞拜疆的“7峰”鸟瞰。
尽管“比贾克-英格尔斯集团”很年轻，但它现在雇用了60多名建筑师。“比贾克-英格尔斯集团”经常赢得国际竞争——例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丹麦展览馆；哈萨克斯坦“国家图书馆”；爱沙尼亚的“塔林市政厅”（Tallinn Town Hall）；丹麦“法罗群岛教育中心” （Faroe Islands Education Center）和阿塞拜疆巴库“齐拉岛住宅区总体规划”（Zira Island Master Plan）。
英格尔斯设计的工程赢得了许多奖项。在挪威的斯塔万格市音乐厅（Stavanger Concert Hall）获得2004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金狮奖”。他的两个居住项目——在哥本哈根的VM Houses住宅和Mountain Dwellings住宅在2006 年和2008年分别获得斯堪的纳维亚优秀建筑Forum AID Award奖。2008年，Mountain Dwellings住宅项目还在巴塞罗那的“世界建筑节”上被命名为优秀居住项目，并且在2009年由“城市土地学会”（Urban Land Institute）授予“城市土地学会杰出奖”（ULI Award for Excellence）。
7、齐拉岛：内部景观
英格尔斯在世界各地举行了许多演讲会。他曾经在哥本哈根的“皇家艺术学院”、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讲学。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讲学。
2009年，在哥本哈根的“丹麦建筑中心”，以“是即是多”（Yes is more）的标题，举行了介绍“比贾克-英格尔斯集团”的大型展览。这个展览的目录成为英格尔斯的第一部专著。
8、丹麦法罗群岛教育中心
采访英格尔斯
下面是采访人弗拉基米尔-贝罗戈洛夫斯基（简称VB）和比贾克-英格尔斯（简称BI）在曼哈顿的一个餐馆里的对话。
VB：我知道，当您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您并不希望从事建筑，您想当一个小说家。只是到了您在哥本哈根的“皇家艺术学院”读书的时候，您才对建筑产生了兴趣。
BI：我在艺术学院的时候去建筑学院学习，主要是为了提高绘画水平。但在学习两年的徒手画和其他技术课程之后，我接触到建筑学，并且被它吸引。对于我来说，这个转折点是，我发现建筑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您不能认为它与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是不相关的。政治学是我在高中的主修科目，所以我信奉这种思想——建筑与实际生活问题有关系。我在艺术学院的的教授对美学讲得较少，讲得更多的是建筑对人的影响。
9、“2010年上海世博会”丹麦展览馆
VB：您毕业之前就开设了自己的事务所。您有什么经验？
BI：1998年，我还是个学生。我与另外4个学生合作，在巴塞罗那参与一个大学校园扩建的两个阶段的竞争。我们与其他9个公司进入了决赛，并且获得90,000美元发展我们的设计方案。我们休息了一下，然后租用了一间办公室完成这个项目。在参与这场竞争之前，我们相互认识才两周，我们实际上没有共同的理念。结果，我们提交了一个怪异的方案，没有获得任何奖项，但这是一种有益的体验。
VB：这么说，你们终止了合作？
BI：是的，这是我的第一次合作的结束。
10、“2010年上海世博会”丹麦展览馆
VB：除了巴塞罗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这个理由，您去那儿是为了您的研究工作？
BI：我想住在巴塞罗那，但主要原因是向西班牙建筑师恩瑞克-米拉莱斯(Enric Miralles ,1955－2000)学习。在那段时间，我对建筑构造学感兴趣，我实际上从那样的建筑师——例如芬兰的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1898～1976)、恩瑞克-米拉莱斯和葡萄牙的阿尔瓦罗-西扎(Alvaro Siza)获得灵感。但我在上了米拉莱斯的课程之后，我感到非常失望，并且离开了巴塞罗那。他的课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有很多难以理解的东西混在一起：法国哲学；历史参考书；空间运动概念；中世纪街道网；自然界发现图形；诗歌等等。我不明白这些与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我是处在一个与其余的世界完全脱离的水泡里面。
VB：这么说，您对法国哲学不感兴趣。
BI：是的。但不是在字面义意上。这是建筑师理解它的方式。他们读德勒兹的《皱褶》（The Fold）、莱布尼兹（Leibniz）和巴罗克（Baroque）。他们实际上开始使用“皱褶”。对于我来说，哲学不是目标。生活是目标。哲学是一种帮助扩大生活的可能性的创新行为。
11、上海，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设计的“人民大厦”（People’s Building）
VB：这样，您回到了哥本哈根？
BI：在巴塞罗那学习之后，我回到哥本哈根，从艺术学院毕业。然后去雷姆-库哈斯的OMA建筑事务所工作。我参加了“西雅图图书馆”（Seattle Library）项目。
VB：您为何对雷姆-库哈斯感兴趣？
BI：艺术学院的教育是非常开放的，我在图书馆花费了很多时间，并且通过书籍发现了雷姆-库哈斯。他激发了我的兴趣。通过他的书，我发现了勒-柯布西耶和这样的思想——建筑能够是一种社会工具，而不是一种自治的艺术形式。
12、哥本哈根的“山宅”（Mountain Dwellings,）由BIG和JDS建筑事务所设计。
VB：您为雷姆-库哈斯工作了3年，您从他那里学到了什么？
BI：对于我来说，雷姆-库哈斯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并且这是我为他工作的原因。没有他，我不能认识当代建筑。他在我的教育中是主要的力量。他对我在单个项目方面怎样设计漂亮的建筑教导不多，而是教导我怎样将建筑作为一种参与发展、政治、社会结构的工具，并且自由地认识各式各样的表现方式。对于他来说，建筑学不是关于美学的学问。建筑不是受流行样式的驱动，而是受思想的驱动。我们的建筑（应当）从不受一个单一事件的激发；从不由一个单一想法构想，并且从不由“单手”（single hand.）成形。建筑既不是个人方案的直接具体化，也不是纯粹的思想的具体化，相反是通过社会，不断适应多种矛盾的力量调和的结果。我们建筑师不控制城市——我们仅能希望去干预。建筑由政治的、经济的、实用的、逻辑的、文化的、结构的、环境的和社会利益的，以及没有名称的和没有预见的冲突成形。
13、哥本哈根的“山宅”（Mountain Dwellings,）。由BIG和JDS建筑事务所设计。
VB：您说您的灵感来自苏格兰科幻作家伊恩-班克斯（Ian M. Banks）。他的作品怎样影响您的建筑？
BI：他是个杰出的思想家，并且是一个杰出的预测者。他的许多预测与建筑和新世界的创造有关，说的是技术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我也喜欢读《连线》（Wired）杂志，因为它调查技术创新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影响。
14、哥本哈根的VM Housing住宅。由BIG、PLOT和JDS建筑事务所设计。
采访人的总结
回想与英格尔斯的谈话，我感到他相信依靠建筑可能解决多种多样的社会问题。英格尔斯的这种想法有点夸张。我想起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他曾是雷姆-库哈斯的老师。埃森曼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说：“建筑不能解决问题。而是产生新的问题。”就我的观点，建筑被看做艺术更恰当。不管怎样，英格尔斯在发现勒-柯布西耶以前，向库哈斯学习的事实，以及西班牙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Antonio Gaudi，1852-1926)和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oyd Wright,1867-1959）那样的大师，将是一个信号——某些事情是错误的，甚至在我们的学校危险地培植。在建筑中，一个鼓舞人心，美好的理想的存在是重要的，人们不应该在投资者和承包商的喜好中寻求它。有许多来源可以求助——无论它是自然，宇宙，或任何不等同于建筑制作炼金术的过程。至于解决普通的务实问题，大体而言，没有必要为社会问题求助建筑师。但建筑师需要确定他们的原则立场-——他们应当由他人来领导，或他们应该成为领导者。
采访人弗拉基米尔-贝罗戈洛夫斯基（Vladimir Belogolovsky）是建筑师、作家和管理者。他是俄罗斯建筑杂志《塔特林》（Tatlin）驻美国记者和莫斯科“国际建筑学院”的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