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轲，王昀，张雷，华黎。
要让这些自称“天天戴着安全帽在工地跑”的人，穿上笔挺的西装站在影棚里，摆出姿势给我们拍照，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他们拿到我们从时装大牌那里借来的白色衬衫，顿时议论开了：“我才不穿白色衬衫，像房产中介一样。”结果就是，那些熨好的白色衬衫无人问津，他们纷纷把西装往自己的灰色、黑色衬衫上一套。要么就是刚拍了几张，就开始建议：“我可以把西装脱掉吗？”
他们是一群中国建筑师，虽然他们的作品天天由人观看品评，无可避免地变成消费符号，但他们本人，对于消费、时髦这类词汇，多少还是有一些抗拒。骨子里，他们还是认为建筑师是需要与消费、与时尚保持距离的，需要清醒，不该受到太多事务纷扰。而且，他们太忙了，做方案，出差，泡在工地。
我们挑选了中国建筑师相对年轻的一些人，他们出生于 1970 年前后，年龄集中在 40 岁至 50 岁之间。在建筑师这个行业，四五十岁正是创造力最强、设计理念和风格相对成熟的阶段。这些建筑师里，有些人在他们 30 岁出头时就已经小有名气，有些人走了多年弯路之后最终找到方向。有些人在这个行业的明规则、潜规则里游刃有余，有些人则像蛮牛一样与之对抗。每个人的建筑气质不同，但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又极其相似，譬如对“宜居”的重视远远超过造型。
他们的思想，比起前辈抛却了建筑的英雄主义观，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再受传统这个魔咒的束缚。他们都来自中小型建筑事务所，他们做的也都是中小体量的项目，他们的实践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可能一时半会儿无法对城市的天际线有太多改变，但文化上的价值不可低估。
他们需要绷紧神经、努力打拼。就像很多人在评价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奖时会说：“他的获奖，让我们明白了只要坚持做自己，就一定能获得认可。”
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受益匪浅的采访，每个人都极度坦诚，你可以感觉到他们身上强烈的反思和批判精神——这或许是一种职业习惯。当然也有遗憾之处：一是未能穷尽所有的优秀建筑师，这个名单在了解越多之后就越难取舍；二是没有多介绍一些女性建筑师，因为她们在这个男人的行业里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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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轲：在西藏做当代建筑
张轲，标准营造建筑事务所合伙人。
代表作：诺华制药园区、西藏观景平台、雅鲁藏布小码头、南迦巴瓦接待站、尼洋河游客中心。
张轲喜欢挑战一些惯常思维——为什么不可以用混凝土和钢材在西藏建房子？为什么建筑师只能把自己的理想局限在一栋小小的房子里？
建筑师及事务所获奖情况：
2011 年 意大利维罗纳国际石材建筑大奖。
2010 年 美国《建筑实录》国际设计先锋奖。
2010 年 WA 中国建筑奖一等奖。
2008 年 第一届中国建筑传媒奖青年建筑师奖。
2006 年 WA 中国建筑奖一等奖。
在一个办公角落等张轲的时间里，我见到了至少来自三个国家的建筑师。标准营造的办公室就像一个小小的联合国，通用的语言是英语。
在这里，中国建筑师和外国建筑师各占一半。毕业于再好的大学，如果想进来工作，必须经过三轮考试。最让张轲自豪的，是在标准营造工作过的建筑师很多被成功推荐到美国和欧洲的大学继续深造。他的工作室还是一个小小的创意工厂，堆放着很多项目模型，还没来得及建成的占50％。
2009年之前，雅鲁藏布小码头、南迦巴瓦接待站、尼洋河游客中心，这三个服务于西藏游客的项目，因为风格的一致性，而被合称为张轲的“西藏系列”。在这三个项目中，主要的建筑材料是取自当地的石头，门窗、室内天花、地面用的是当地松木，并由当地工人以当地建造方式完成……给人厚重而夯实的印象。
张轲“西藏系列”之尼洋河游客中心，采用并发展了西藏民居的传统建造技术，混凝土以上便是厚度 600mm 的毛石承重墙体
当别人以为张轲如果再盖一个西藏建筑，应该也是同样的风格之时，他设计的新观景平台开始动工了。关于这个观景平台，现在能看到的只有渲染图。“项目从 3 年前就开始设计，中间想过十几、二十个方案。因为造价问题，甲方犹豫了很久。我们有一年的时间在研究怎么把造价降下来，现在终于降到原来的一半。”
观景平台位于雅鲁藏布江和尼洋河交汇处，分为上下两层，一层面向雅鲁藏布江，一层面向尼洋河，下面是一个可以喝酥油茶的小茶馆。不同于以往的西藏系列以石块和木材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做法，这个观景平台以混凝土和钢材为主。和以往的厚重感相比，这个建筑的视觉印象相当轻盈。如果说在以往的西藏系列中，还能或多或少看到一些西藏地域特色的影子，那么这个新的观景平台则完全能打破人们的期待。
“大家肯定觉得，张轲如果再做一个西藏建筑，还是以前那样，但是那样多无趣啊。”一种不甘心“被格式化”和“被归类”的想法萌生了出来。
“我一直想挑战一个极限，那就是西藏建筑到底可以多现代？怎么让它既现代，又属于西藏？”关于融入感，张轲的解决方案是将建筑制造出与河流相似的运动感。“观景台的上下两层是贯通的，你可以无穷无尽地走，把观景变成运动中的事情。我们把观景变成像河流一样的水平运动，而不是一个固定的点。从这个角度，建筑和当地是有契合感的。”
西藏观景平台位于雅鲁藏布江和尼洋河交汇处，分为上下两层，一层面向雅鲁藏布江，一层面向尼洋河。和以往“西藏系列”的厚重感相比，这个建筑的视觉印象相当轻盈。
张轲这样解释，尔后补充道，“最终的材料也会有些是当地的，进去以后，里面的木头窗户、用作装饰的鹅卵石、弥漫着的酥油茶的味道等，会让游客从空间和气味上感到西藏的氛围。”
在做西藏项目的过程中，张轲一直都在暗暗地跟一支力量较劲，简而言之，就是——“被西藏化”。张轲说，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别的地方，周围总有很强大的力量迫使你做带有中国符号的建筑，而那正是他避之不及的。
张轲的装置艺术作品“山居”，在今年的米兰设计周上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山居”是对未来居住环境的想象，每一个蜂巢代表一个家庭，可以在里面造别墅、种树。
“国外的评论家、建筑界，急切地想看到他们能认出来的中国元素，但那也局限于他们能看得懂的中国性。如果中国建筑师要迎合他们的观点，那么就真的‘被中国化’了。当你真正走出外界对你的期望时，才能做出真正的中国当代建筑。”所谓的“国际化”，在标准营造似乎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外国建筑师占了一半，标准营造的设计费也比国内设计院高 5－10 倍，“那也就是欧洲通行的收费标准”。
正因为设计费高，所以甲方也会给予更多时间，不会过一星期就来催图纸。
正在建造中的上海张江诺华制药研发中心的一座楼，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项目
而张轲正在做的位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的诺华制药园区，更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项目。“ 甲方是瑞士的，室内设计是英国的，结构师是美国的，灯光咨询师是西班牙的，项目管理团队是德国的，立面咨询公司是法国的，景观设计师是智利的。每一次汇报和讨论都去瑞士，所有的图纸都是英文，实施精度是瑞士的精度。”而在这所有团队中担任签名建筑师（signature architecture）的张轲，拥有最终的决定权。对张轲来说，这是一次非常刺激的设计体验，他更深刻地感受到西方对建筑师的尊重程度，而不像在中国，“对你足够客气，但改起作品来毫不手软。”张轲无奈地笑笑。
在很多人眼里，张轲是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建筑师。他设计家具，做装置艺术，做产品设计，甚至参与电子产品设计，一直在跨界，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职业理想局限在一栋小小的房子里。“像 99.9% 的建筑师那样，甲方来找你，然后你去被动地做一个项目，如果这样做只是为了谋生，我可以理解；但若不是，那么就该考虑，我们为什么要做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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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昀：平淡如水的房子最有包容力
王昀希望自己的建筑“平淡如水”，那样，每个走进来的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情感体会。构成房子的几何图形，看似抽象，但可能是最容易唤起想象力的方式。
王昀, 方体空间建筑事务所创办人。
代表作：60 平米极小城市、庐师山庄 A＋B、百子湾中学、西溪学社。
建筑师及事务所获奖情况:
2004 年 首都规划建设作品展优秀设计。
1994 年 日本《新建筑》杂志建筑设计竞赛一等奖。
1993 年 日本《新建筑》杂志建筑设计竞赛二等奖。
不久之前，王昀的建筑模型在上海喜玛拉雅中心有个展览，一个看展览的人问了他一个直白的问题：“你的作品白不呲咧的，就几个几何块，有什么文化啊？”王昀的回答更直白：“你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决定了在这个房子里获得感受的多少。”
王昀就是这样一个建筑师，他甚至明确地说：“我不认为我是可以为所有人设计房子的建筑师。”在北京大学担任建筑学系教授的王昀，11 年前成立了工作室——方体空间，实践自己的建筑理想。因为风格太过超现实和诗意，获得了“建筑诗人”的绰号。
方体空间很小，办公地点是国内一个甲级设计院里的一间办公室，放了桌椅、模型以后，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空间了。工作人员就王昀自己和两个学生。虽说是个独立工作室，但基本处于“不经营，等项目找上门”的状态。“既然是教建筑的老师，就不能乱做，什么都做的话，最后连学生也瞧不起你了。”
王昀“庐师山庄A+B”内景，洁白、素净，没有一丝多余的装饰，这就是王昀认为的有包容力的建筑。
王昀公布的最新建筑，还是 2009 年建成的西溪学社，是位于西溪湿地里一系列沿着河道铺陈开来的柱体、椎体、立方体等几何形状白色建筑。你可能会说建筑师太不严肃，竟然用搭积木的方式造房子。但是在王昀看来，几何图形恰恰是一种“最儿童”的表达方式。“所有的具象事物都可以抽象成几何图形，几何图形可能是最有想象力的方式。”
对几何形态的青睐从王昀求学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他现在翻开以前上学时的作业，发现画的都是方方块块的东西。
几何图形也是王昀希望自己的建筑能唤起共鸣的一种方式。他希望人们走进他的建筑，会产生各自的情感，而不是明确地告诉人们，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我不想做教科书，我想做一个容器，唤起你的想象力。”
庐师山庄 A+B 的台阶，来源于王昀对里斯本阿鲁法玛大台阶的记忆。
他设计的庐师山庄 A+B 位于北京西郊以 57 栋住宅所组成的别墅中，建筑 A 和 B 之间有一个台阶。这个台阶来源于他对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阿鲁法玛大台阶的印象。“这个台阶做完以后，一个柳州女孩告诉我，她走在台阶上的时候，脑子中就会想象有条船经过。因为她小时候在家乡柳州，去洗衣服洗菜，都要从一条大台阶走下去，到达河边。另一个小伙子却对我说，他走在台阶上的时候，眼前仿佛看见一座山。因为他在矿区长大，上学的路上，从家里出来，先要下一段台阶，穿过河谷到对面山上上学。”王昀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个人的阿鲁法玛经历，对不同成长环境中的人而言，唤起的记忆是不一样的。“这才是真正的建筑：通过在建筑中的行走，唤起不同人的空间感受或回忆。”
行走和观察，也是王昀获得设计灵感的方式。10 多年来，王昀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聚落的研究，足迹遍及全中国和世界各地，尤其是偏远地区。和民居研究把视野集中在一个个单一的房子不同，聚落是从整体出发，把一个村落所有的房子作为整体研究。“当你在聚落中行走的时候，会看到很多有趣的场景，总会有让你感动的地方。把空间的感觉移植到自己的设计中，有类似生活经历的人，会在大脑中把这种类似的生活场景调动过来。”
西溪学社是位于西溪湿地里一系列沿着河道铺陈开来的柱体、椎体、立方体等几何形状白色建筑。
同观察聚落，表面是看房子，其实是看人类如何根据人性本身或者最基本的需求来盖房子。今年 7 月，他刚刚带着学生从云南回来，这次的调查手法比以往更为细致，包括测绘和采访，都是想知道，当地人在没有什么钱，没有太多材料可供选择的情况，是如何根据本能和最基本的需求把房子盖起来的。
对于王昀的设计风格，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很多人觉得他的作品过于抽象和形式，就像那个说他的作品“看不出文化”的人。但王昀所有的努力，就是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做出有包容性的房子，提供很多可能性，以后适合各种生活场景的变化。“最好的房子，就是平淡如水的房子。”
60 平方米极小城市其实是王昀自己的家，他在一个家的环境中设置了一个城市中具备的街道、广场、餐厅等元素。家的功能虽小，但空间上的构造关系是一致的。
王昀最近在做的经济适用房项目，是每间房子只有 40 平方米的小户型，每一个开间都很窄。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项目，他却考虑了很多未来的可能性。“如果住在小房子的人成立了家庭，有了子女，需要和老人同住，房子要换大。或者未来人口数量减少，不需要那么多房子，有没有可能把三套小房子改成一个大房子？”
他的解决方案是在设计阶段就把未来可能做门的位置留出来，避免把未来可能需要打通的墙壁做成剪力墙，那样就不会发生要在墙上凿洞但不能凿的情况，只要直接推掉，三个房子就可以变成一户。“作为建筑师，看不到 70 年后会怎样，但是使用者会觉得，哦，还可以这样改，那个时候的设计师为我们考虑了这么多，所有人都会感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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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黎：接地气的建筑师
华黎说他绝不会做一些为了显示个人风格而完全忽略居住者基本感受的建筑。建筑就跟植物一样，必须根植于土壤接地气，而不是轻飘飘地浮在那儿。
华黎，TAO 迹· 建筑事务所创办人。代表作：四川德阳孝泉镇民族小学、云南高黎贡手工造纸博物、水边会所、半山取景器。
建筑师及事务所获奖情况：
2012 年 入选美国《建筑实录》杂志评选的全球设计先锋。
2012 年 第三届中国建筑传媒奖青年建筑师奖。
2012 年 香港亚洲设计奖荣誉奖。
2012 年 美国《建筑实录》杂志“好设计创造好效益”中国奖“最佳公共建筑奖”。
2011 年 UED 博物馆建筑设计优秀奖。
在建筑师的职业道路上，华黎走得并不顺利。
2003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建筑系、之后在美国两家建筑事务所工作过的华黎，信心满满地回到北京，和朋友一起合伙创办了普筑建筑事务所，希望能将多年来学到的建筑知识用在中国的土地上。但是结果却并不如意，他接手了一些包括城市设计规划和研究在内的大尺度项目，但最终这些项目要么无法实现，要么实现了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华黎感到了强烈的挫败感，于是渐渐意识到，作为一个从做小工作室开始自己的建筑实践的建筑师，如果一开始就实施一些大型项目，操控力是很不够的。
就在周围的朋友都觉得华黎“ 完蛋”了的时候，常梦关爱中心小食堂给了华黎信心，那是 2007、2008 年前后。
常梦关爱中心是一个收养了10余名智障儿童和孤儿的慈善机构，食堂的建筑面积只有 180 平方米，项目预算非常有限，设计必须采用最经济和易操作的方式。正因如此，这是一个抛弃了一切不必要的装饰、只满足使用者最基本需求的建筑。
华黎“水边会所”，注重空间通透性、层次感和流动性。透明使建筑的物质性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对外部的水、竹林等自然环境的体验的营造。
“这个建筑虽然很小，但对我的意义很大。这是建筑回到自己、回到起点的尝试。”坐在他位于北京草场地的新工作室里，华黎回忆道。
常梦关爱中心食堂之后，华黎又做了几个规模不大但反响很好的项目，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四川德阳孝泉镇民族小学和云南高黎贡手工造纸博物馆。与此同时，华黎和原来的合伙人分开，在 2009 年独自创办了 TAO 迹·建筑事务所。
四川德阳孝泉镇民族小学和云南高黎贡手工造纸博物馆都有着很强的地域特色，这样的项目正是华黎所喜欢的。“我比较感兴趣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设计应该如何去面对不同的场所、气候、建造技术和条件、传统工艺和资源、不同地域的生活方式。”
在这两个项目中，华黎都非常重视建筑对所在环境的呼应。学校并不是一所孤零零的学校，而是有庭院、街巷广场、台阶等元素的小型社会，在形态上和孝泉镇震前的城市空间相呼应，而不是粗暴地将原来的城市肌理抹去。具体到建造过程中，华黎充分利用了当地材料和工艺，如页岩青砖、木材、竹子等，还包括地震后回收的旧砖。
半山取景器，位于威海塔山公园里，坐落在一个长满了刺槐树林的山坡上。从西侧看，建筑隐匿于树林当中。
在高黎贡手工造纸博物馆，建筑师将博物馆做成由几个小体量组成的建筑聚落，如同一个微缩的村庄，以至于外人几乎无法将这座建筑和村子里的其他建筑区分开来。为了与手工造纸这种传统手工艺相呼应，博物馆采用了传统的木梁柱体系、榫卯连接。内外墙采用当地的杉木，屋顶用竹子，并完全由当地工匠来营建。
华黎喜欢去工地，只要时间和预算允许，他就一直喜欢往工地跑，看到建造过程，从工人那儿学到建造方式。
他一直认为，建筑师对于材料和构造的理解，必须要来自于对建造工艺的了解。
手工造纸博物馆建造在云南腾冲高黎贡山下新庄村边的田野中，设计的想法是在这个很小的建筑做出丰富的空间层次和变化，因此将建筑做成由几个小体量组成的一个建筑聚落，如同一个微缩的村庄。
他提到威海的“半山取景器”项目：“我们要做一堵石墙，不想做那种由机器切出来的整齐的墙面，而是大小不一、有自然肌理的毛面。直到我去了工地，看到石匠加工的方式，我才意识到我们对石材加工的劳动密集程度是多么估计不足。因为加工过程实在太麻烦了，石匠要把来料切开，每一块大小都要不一样，粉尘四散，花费了很多劳动力。如果来之前在采石场就爆破、劈裂，相对就更符合我们所谓的自然观念。”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华黎一直提醒自己和同事，一定要了解工人是怎么把材料加工出来的，不要采取让人觉得是很荒谬的做法。
最近的一些展览和讲座上，华黎谈到自己的设计理念，用得最多的就是“在地建筑”四个字。“建筑就跟植物一样，必须根植于土壤，接地气，才能吸收养分，而不是轻飘飘地浮在那儿。”正因如此，他绝不会把建筑当成一种主观形式，不会做一些为了显示个人风格而完全忽略了居住者基本感受的建筑。
四川德阳孝泉镇民族小学, 设计时将校园视为一个微型城市，在校园内创造出许多类似于城市空间的场所：街巷、广场、庭院、台阶。这些场所给孩子们提供了不同尺度的游戏角落和迷宫式的空间体验，试图在延续孝泉镇的城市空间记忆的同时，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同样，他非常“厌恶”所谓的明星建筑师，建筑师明星化是非常狡猾和功利的方式，“建筑是不是好，时间会有评判，建筑自己会表达，不用过多地花言巧语。”
然而，现实就是充满了悖论，建筑师必须是一个游说者和活动家，需要用语言去影响所有人，包括甲方、使用者、投资者、媒体、公众，把理念和观点表达出来。
“建筑师是应该安安静静地画图纸，而不是天天去游说。我是喜欢安静的人，不喜欢到处说，我觉得建筑应该是自己的体验和感受。非要说的话，借用我喜欢的建筑师的一句话——建筑的美应该是存在于寂静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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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建筑就是对立统一
张雷常因为喜欢耍酷而被同行拿来开玩笑，但他的建筑却包含着强烈的哲学思辨意味——他多年不变的设计思想是“对立统一”，把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体现在一个建筑里，比如新与旧、动与静、强与弱、虚与实、人工与自然。
张雷，张雷联合建筑事务所合伙人。代表作：四号住宅、诗人之宅、混凝土缝之宅、扬州三间院。
建筑师及事务所获奖情况
2008 年 事务所被美国《建筑实录》评选为全球设计先锋事务所。
2009 年 被英国 ICON 杂志选为全球 20 位最有未来影响力的青年建筑师。
张雷的外形非常有“江湖大哥”的气势：长发已经蓄了多年，坚持只穿黑色的衣服，墨镜在外户是从来不摘的。
采访开始之前，记者先向张雷证实了几个“江湖”上关于他的传言：爱穿皮衣，喜欢吃肉，从来不看电影，也不吃午饭——这些都是生活中真实的他。不过，这个极有个性、外表又很酷的建筑师却并不难相处，他的性格其实非常温和健谈，甚至还会帮摄影师支招：“叶子挡住脸一点，有点神秘感比较好。”
张雷儿时的梦想是设计航空母舰，他一心只想到上海交通大学读船舶设计专业，可他父亲为画画出色的儿子选择了建筑专业。后来即便是考取了东南大学建筑系，他也没有觉得自己以后会是个建筑师。
张雷“混凝土缝之宅”，楼梯的设置，使住宅的左右两组垂直单元拉开并形成裂缝，形成空间立体化和视觉化（摄影Iwan Baan）。
那个时候张雷有很多兴趣爱好，喜欢舞蹈和摄影，还爱读诗、写诗，头发长及腰间，是个标准的文艺青年。“唯一的遗憾是大学里没谈恋爱。”张雷开玩笑说。
1988 年从东南大学毕业，张雷留系成为老师。那一届学生里出了不少人才，普利兹克奖获得者王澍就是他的同学。1991 年，张雷获得了公派瑞士留学的机会，回国后他继续在东南大学任教，但那时候他依旧没想往建筑师的方向发展。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张雷曾经谈道：“有一次带着学生们去建房子时，我才开始对建筑设计有兴趣。看着设计的图纸，自己的观点最终慢慢成形，成为一栋实实在在的房子，这个过程是很幸福的。”2000 年，张雷来到南京大学任教，那个时候他才决定成立自己的工作室。相比一毕业就进入设计院或者自己出来单干的建筑师，张雷的起步虽然较晚，却发展得非常快，只用了不到 10 年时间，他就把工作室推上了美国《建筑实录》2008 年全球 10 大设计先锋事务所之首。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展览馆中的视觉要素几乎完全被符号化。
对立统一，是张雷多年来总结的设计思想。他希望建筑都有一个对立关系，然后统一，也就是说把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在同一事物里得到体现。比如他设计的南京混凝土缝之宅，就是新和旧的对立关系，有些项目则是强与弱的对立，或者人与自然的对立。他亲自带我们去看了他为中国国际艺术实践展所做的四号住宅，这栋建筑位于接近山谷的缓坡上，前面是山林里自然形成的排洪沟，背后则有一处小山丘。建筑由 5 个立方体叠加而成，顶上还有一个露台。“ 中国传统的房子是有中心的，比如民居的院子是中心。
中国人喜欢院子，因为在院子里你会感觉天和地都是自己的。四号住宅露台的功能有点类似传统民居的院子， 是建筑、人、自然交融的场所。”张雷说，“虽然建筑的外观是个立方体，但每一层之间的裂缝是非线性的，这就是种静态与动态的对立统一。”
“诗人之宅”的王宅砖墙，每一处墙面都是空洞、凹半砖和凸半砖砌法的混合（摄影Iwan Baan）
位于南京高淳的诗人之宅是张雷另外一个为外界广泛关注的代表作。诗人住宅延续了张雷惯用的“院落”主题，建筑由两个 L 形平面构成，分别采用了三合院和四合院的布局，对应于西面及北面的湖面。建筑以邻近砖窑生产的红砖作为主要材料，每平方米造价只有 800 元，工人在垒砌的时候采用了两至三种砌法的混合，形成一种外凸和内凹相间的韵律感，让普通的红砖楼看起来又很有艺术性。从外观看不到建筑的大门，只有一条狭窄的缝隙表示入口。
内部则采取开放模式，虚空的部分则分别被设计成前院、冥想院和天井等场所，并将几个连续而有层次的空间组织在一起。
除了这些具有实验性的建筑作品，张雷更加关心的其实是贴近民生的一些项目，用最简单、最直接明了的方法，来回应复杂的需求。“1998 年发生的全国性洪灾对我影响很大。洪灾发生后，我和几个朋友去南昌做义工，帮助灾后重建。但是政府给每家五千元补贴，这点钱能给灾民造怎样的家？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怎么用最合理的方法、最低的造价把房子盖起来。这个概念也延续到了今天。”
张雷为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实践展设计的四号住宅（摄影姚力）。
如今张雷的事务所正在参与的项目之一，是拆迁安置房的建设。“拆迁房是个很特殊的项目，因为拆的不止是房子，还有人际关系。居民被迫搬离原来熟悉的居住环境，如何让他们在新的社区获得安全感？如何还原他们原本的生活习惯？为此我们归纳了 35 个要素，新社区将符合所有这些要素。”
虽然设计过很多漂亮的建筑，但张雷自己的家却不怎么讲究。“我对自己的房子就三个要求。”张雷告诉我们，“第一，离市区近。第二，要精装修的。第三，空调系统要好。”
或许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张雷的女儿也奔赴美国学习建筑，只不过因为“实在太辛苦”，一年之后就转学了房地产。张雷说：“女孩子搞建筑确实挺辛苦的，一点私人时间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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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亦春、陈屹峰：遗憾的是没有被实现的设计这两个人，一个开朗健谈，一个含蓄内敛，互补的性格使他们合作搭档 10 多年。事务所成立来，他们始终将设计师的数量控制在12人之内，也不愿从建筑师转变成经营与管理者。
柳亦春、陈屹峰 ，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合伙人。代表作：螺旋艺廊、上海青浦的夏雨幼儿园、嘉定新城幼儿园、青浦青少年活动中心。
建筑师及事务所获奖情况:
2011 年 被美国《建筑实录》评选为年度全球 10 佳“设计先锋”。
2010 年 WA 中国建筑奖佳作奖。
2009 年 美国《商业周刊建筑实录》评选的最佳商用建筑奖。
采访之前听说柳亦春曾是个叛逆的摇滚青年，没想到他一开口就把我们逗乐了：“前几天朋友发给我一副对联，说给你们听听吧。上联：一天晚上两个甲方三更半夜四处催图只好周五加班到周六早上七点画好八点传完九点上床睡觉十分痛苦。下联：十点才过九分甲方八条短信七个电话居然要六处调整加五张图纸四个小时交三个方案两天周末只睡一个小时。横批：用第一稿。”
建筑师被甲方折腾到接近崩溃的状态，就在这样的调侃中被消解了。可见柳亦春真的是个很随性的人。柳亦春交友广泛，在圈里人缘很好，经常在建筑圈的各种场合都能看见他的身影，人称“柳公子”。2001 年，他和同在同济建筑研究院工作的陈屹峰，一起辞职创办大舍建筑事务所时，也没有太多的纠结。
当年和他们一同创业的还有庄慎，三人经历了一段“中国合伙人”时期，后来庄慎脱队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阿科米星，陈、柳二人的搭档关系倒是维持了十余年。谈到相处的“秘诀”，陈屹峰说其实就是对建筑理念的共同追求。
大舍作品青浦青少年活动中心，位于青浦老城东侧的新城内。设计的出发点是在城市环境的背景中，探讨构建人性化的小尺度公共空间序列的可能性，并以此来重构传统江南城镇的记忆（摄影姚力）。
“大舍”这个听起来颇有儒学意味的词，时常被人误解为代表着中国特色的设计。“其实我们不太喜欢‘中国特色’这个标签，如果非要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大舍的设计风格，应该是现代的、抽象的、地域性的。”陈屹峰告诉我们。实际上， “大舍”来自于德文“deshaus”（和房子相关的）的音译，而“舍”又恰好是《说文解字》中与建筑相关的一个象形字，“大”则是古代对事物的尊称。“这也许暗示着我们的建筑理应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有着深深的关联，也就是所谓的地域性。”
从设计院跳出来之后，虽然有了可以选择项目的自由，但二人依然需要面对许多困扰中国建筑师的问题：比如政策法规的限制、行业体系的不规范等等。
螺旋艺廊创造了一种从风景中进入建筑的方式。
“国内不允许私人拥有土地，所以没有那么多像国外那样好看的私人住宅。
同样，因为没有很好的结构工程师的配合，国内很多建筑师要身兼数职，做设计就不是那么纯粹的事。”柳亦春说。
或许是巧合，大舍参与的多个设计项目的服务群体都是青少年或者儿童。目前二人觉得最满意的作品是位于上海青浦的夏雨幼儿园。翻看幼儿园的设计规范和江南园林的平面，我们不难理解大舍构思的初衷，其中每个单元里必需的室外活动场地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江南园林中的院落布局。当高大的乔木植入各个院落，建筑在空中被化解，而最终的建筑形象也因这些树木而生机勃勃。这一设计为大舍赢得了诸多建筑界的荣誉。
上海青浦的夏雨幼儿园是大舍最满意的作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江南园林中的院落布局。
虽然在工作上合作默契，私下里的两个人性格并不相同。柳亦春在大学里就是个很有个性的小伙子，据说当时还是“长发飘飘”的摇滚青年标准扮相。今天的他依然对文学、音乐和电影保有兴趣，时不时还会到豆瓣上进行“文学创作”，平时喜欢看侦探小说和悬疑剧，还自嘲说是国产家庭伦理剧和日韩偶像剧的忠实观众。聊到电影时，柳亦春尤其兴奋：“当年《将爱情进行到底》就是在我们院拍的，那时候王学兵就坐在我的座位上，我还教他怎么演才更像学建筑的呢！”于是我们借题发挥，让他谈谈对《致青春》里那个“抢救模型”的经典镜头的看法，他笑着说：“那个模型啊，业内人一看就知道不是建筑系学生做的，一看就是房产公司做的，说不定是从售楼处拿来的。”
嘉定新城幼儿园，以坡道为主要交通联系的中庭提供了超越日常经验的空间体验（摄影Zhang Siye)。
相比之下，陈屹峰的个性更加含蓄，他爱看的书也偏向文史哲一类，说自己有的时候会有审美洁癖，“觉得能看得入眼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这个当年江苏昆山的高考状元，小时候从家里订的《科学普及》杂志上受到建筑启蒙，高考填写志愿时就直接选了建筑学。这个做事一直中规中矩的好学生，当年也曾让人惊讶地放弃了直升博士的机会。“不过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实践建筑师，真正地去把房子盖出来，所以就放弃了这个机会。”
2011 年，大舍被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刊《建筑实录》评选为年度全球 10 大设计先锋之一。公司成立 10 余年，团队却还是维持在只有 12 名设计师的规模。陈屹峰告诉我们，如果扩大规模，就必须在管理与经营方面投入更多精力，而由建筑师转化成经营与管理者并不是二人的本意，所以还是希望保持这种创作型工作室的模式，从而保证每个设计都有比较高的品质。陈、柳二人认为，好的设计不应该拘泥于任何材质或者形态，而是那些解决了具体问题，让人用得舒服，又能有所思考的问题。很遗憾的是，有的设计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最终被呈现出来，这些半路夭折的建筑，不仅断送了一些可能非常好的设计，最重要的是少了一种探索建筑可能性的机会，这是他们认为最大的遗憾。在大舍的办公室内，就陈列着这样一些未能最终实现的建筑模型，用来纪念那些“未完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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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黄文菁：我们更感兴趣城市的问题只把建筑扎根在城市，只做公共项目，是李虎和黄文菁的建筑理想。这不是容易的事，但也没有取巧的办法。
李虎、黄文菁，开放建筑事务所合伙人。
代表作：歌华营地体验中心、北京四中房山校区、二环 2049、红线公园。
建筑师及事务所获奖情况 ：
2012 年 中国建筑传媒奖最佳建筑奖。
2012 年 WA 中国建筑奖优胜奖。
2012 年 北京年度设计奖提名。
2011 年《新视线》杂志年度创意先锋。
开放建筑事务所位于北京二环东北角当代 MOMA 一栋建筑物的顶楼。一堵厚厚的围墙把里面的住宅楼和外面的马路隔开。进到 25 楼的事务所，必须经过两重管家。管家其实就是门卫，但因为是一个高档社区里的门卫，他们也有一个与之对应的高档名字。
这样的场景大概是李虎很不愿意看到的。2003 年，他和著名美国建筑师 Steven Holl 一起设计当代 MOMA，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即使是一个仅为少数人拥有的高档社区，也应该具备一些能让所有人都享受到的公共空间。所以，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在社区里加入了能对外开放的电影院、书店、艺术馆、餐厅……但如今看起来，因为开发商、业主隐私等种种原因，社区并没有像预想的那么开放。但这个项目依旧是李虎自豪的，特别是建筑内部的恒温恒湿系统，能将室内温度始终保持在 20－26 摄氏度之间，而且不会干燥。工作室里的一棵大型绿色盆栽，养了很多年也依旧茂盛。
2010 年，李虎脱离了Steven Holl建筑事务所，开始和太太黄文菁一起专注于早在 2003 年两人在美国时就已成立的 OPEN 建筑事务所。离开的原因很简单，他想回归到公共项目、文化项目和教育项目中来。这原本是他在 Steven Holl 美国事务所时擅长做的建筑类型，可到国内以后，发现只有那些大型的项目才会邀请 Steven Holl 建筑事务所做设计。而李虎喜欢的公共项目，往往因为能支付的设计费用太低而无缘接手。
李虎、黄文菁作品：歌华营地体验中心，是面积只有 2000 多平方米的空间，要满足的是一个小型综合文化体的要求，包括教学、居住、小型展馆、小剧场、咖啡厅、图书馆等等。
李虎和黄文菁都来自明星建筑事务所，李虎在 Steven Holl 建筑事务所工作了 10 年，黄文菁在纽约时是贝聿铭建筑事务所的资深建筑师，做的都是精英项目。
“但实际上，有 90％ 的建筑都是无人设计或非常糟糕的状态。中国面临着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建筑师要设计体量很大的项目，但只有很少的时间，传统的、西方式的精雕细琢的工作方法已经无法应对。
OPEN Architecture 代表着一个最单纯的理想——如何让建筑为每个人所用。”
在这个宏大的理想面前，李虎的第一个做法是介入公共建筑。和以往在 Steven Holl 建筑事务所时期几乎只接触商业项目不同，OPEN 建筑事务所几乎只做公共性质的项目，他们很少介入私人住宅（他们唯一做过的私宅是自己的家）和只为极少部分人服务的会所等奢侈场所。
龙湾别墅是李虎和黄文菁的家，也是他们唯一的私宅设计作品。
公共事业项目的预算都不会太充裕，“所以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动脑筋怎么用便宜的材料做有趣的空间”。也正因如此，李虎和黄文菁可以在项目中部分地实践建筑理想。正在建造的北京四中房山校区，他们在设计和建造的同时，也在寻找一种公立学校的建筑原型。有了原型之后，再根据不同的环境和条件进行变化，推广到其他公立学校建设。
“有人在微博上说，有人抄了我们四中的设计去投标。我看了一点也不生气，我其实是想让人家去学习借鉴，这就是推广——当然你不能只抄一个外形。”说起来容易，但当他们后来接触到一个面积是四中三倍大的学校项目时，却发现这个“原型”完全不够用，他们自己也无解，并开始新的探索。
从之前动辄几十万平方米的大型项目，到如今大多是小体量项目，难度并没有降低。如果说，以往的实践需要花大量精力，在商业项目中自然而然地、有创造力地融入广场、公园等公共空间，那么现在，李虎和黄文菁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解决复杂的功能。“秦皇岛的歌华营地体验中心，面积只有 2000 多平方米，但方方面面要满足的是一个小型综合文化体的要求，包括教学、居住、小型展馆、小剧场、咖啡厅、图书馆等等。”
歌华营地体验中心，被动式节能和自然材料结合，朴素没有装饰的空间，开放灵活的体验，令建筑本身成为营地的一本教科书。
和那些选择在偏远地区做一些个人化建筑的建筑师不一样，李虎和黄文菁更愿意把建筑实践扎根在城市。“无论我们怎么谈农村问题，但身为建筑师，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城市。至于农村，能保持它的自然状态最好了。”李虎说。
城市的局限、功能的复杂性，需要建筑师非常有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李虎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向窗外望去：“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觉得北京太密了。但是你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就会看见，东直门这一带其实有多空旷。”他去工地的路上，还在三环四环，就已经非常空旷，“可我们还在不停地造五环六环七环和城市扩张，非常荒唐。”
“红线公园”是一个装置艺术作品，“红线”是指建设用地的控制线，这个装置意图将红色边界线上的围墙改造成线性的公园单元系统，代表着李虎和黄文菁对城市生活的理想。
和纽约、东京、首尔这样的城市相比，北京的人口密度并不算大，但面临的交通、污染等问题却极为突出。OPEN 做过一个“二环 2049”的研究项目，以二环为切入点，探讨一种新的城市发展策略。OPEN 设想将二环主路所占用的宝贵土地变成北京线性的“中央公园”，同时插入城市严重缺乏的各种公共文化设施。
在网站的效果图上可以看到，原来二环的宽阔马路被减少到一两根车道，其他都是大片大片的绿地、公园、市民的户外活动场地。步行、自行车和地铁取代了原来极度依赖私家车的交通体系。
改造城市并不是一个小小的事务所就能做到的，李虎的另一个身份是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建筑学中心Studio-X 的负责人。Studio X 既是一个促进当地建筑文化、学术交流的平台，也是一个集合了各领域专家的智库，城市问题将会是这个智库未来重点研究的问题。
“城市问题不简单，但我们不会选择做容易的事。你可以说这是硬碰硬，但真的不知道有取巧的办法。”李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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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慎：建筑师应该是理想主义者
艺术家可以通过批评、抨击的态度来创作，但是建筑师没法这么干，建筑师必须时刻对生活、对社会抱有积极的想法，造出更好的房子，让生活更美好。所以，建筑师应该是理想主义者。
庄慎，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合伙人。代表作：双栖斋、黎里、长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嘉定新城规划展示馆、上海文化信息产业园、莫干山蚕种场改造项目。
建筑师及事务所获奖情况:
2012 年 WA 中国建筑将佳作奖。
2010 年 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施工管理杰出成就奖”。
2006 年 美国《商业周刊建筑实录》评选的最佳商用建筑奖和 WA 中国建筑奖佳作奖。
阿科米星建筑设计事务所藏身在一个居民区里，由曾经的托儿所改建而来，需要穿过几条弄堂才能找到入口。庄慎倒是挺喜欢这里的，因为这个地点无意中也体现了事务所现在的关注点——关注城市日常，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美中不足的是，事务所的院子里偶尔会迎来“高空坠落物”。
“建筑师不能只是关起门来做一些自我陶醉的作品，我现在越来越有兴趣做一些接地气，对使用者产生积极影响的建筑。”庄慎身上有着 70 后建筑师普遍具有的社会责任感，比如当他谈到自己广受赞誉的江苏吴江黎里古镇一个改扩建项目（以下简称“黎里”）时就坦言，这个作品从出发点到完成度都很好，特别是它成功地把建筑师童年时的个人经历和专业知识交织在一起。但从某种意义上讲，“黎里”并不算是个特别成功的作品，因为“没有被很好地用起来”。原本希望做成一个供艺术家工作、居住和展示作品的地方，但因为和周边邻居的纠纷没有处理好，现在还处于空置状态。
庄慎作品：上海文化信息产业园，把中式庭院的感觉带到了工业园区的半空。
庄慎理想中的“黎里”应该是一个典型的“混合设计”。他将事务所起名为阿科米星也与此相关。“阿科米星”是英语 architectur（e 建筑）加上 mixing（混合）的音译。庄慎告诉我们，城市的发展应该是“渐变”的过程，但是如今快速的城市化和商业开发造成城市的“突变”，把人们原来的生活连根刨起，打碎分离，造成种种不便。“别人在拼命推进，那我们就在后面修修补补，把因为快速开发而断裂的城市用我们的建筑整合起来。”
庄慎被同行称作一个“很放松的建筑师”。“做建筑师一定要有特别好的心理素质，不管事情怎么难搞，你都要挺住。”在他看来，建筑师都是乐观主义者。
阿科米星正在进行的项目之一是位于莫干山的一个旧蚕厂的改造，3000 平方米的室外空地，改造后将成为一个公共市集，而周围的几栋旧厂房则将变身成青年旅馆和餐饮场所。
“艺术家有时可以通过批评、抨击的态度来创作，但是建筑师没法这么干，我们必须时刻对生活、对社会抱有积极的想法。建筑师肯定都想造出更好的房子，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所以正直的建筑师应该是理想主义者。”
他现在的状态跟刚从同济大学毕业进入同济设计研究院的那 3 年是完全不同的。“ 那3 年的工作密度比现在任何时间都大。” 他参与了同济大学中德学院、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浙江海宁钱君匋艺术馆、上海东昌路轮渡站等多个重要项目，从一个建筑系学生真正成长为专业技能全面的建筑师。
2001 年，因为想要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庄慎与柳亦春、陈屹峰共同创立了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庄慎说创业的初衷很单纯，“ 那个时候国内的独立事务所还很少，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就想先干起来再说。”
双栖斋的原址是一个猪圈，改造后两株老树被纳入建筑内部，做成了一个开放式厅堂。
2009 年，庄慎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离开大舍，创办阿科米星。从这时起，庄慎开始更多地关注“建筑能干什么，建筑师能起什么作用”？现在他的团队共有 14 名设计师，所参与的项目不仅有以往的公共建筑，而且还让实践扩展至城镇和乡村的改造。“我们当然也接‘高富帅’项目，我们的实践并没有界限，而且也需要用好的经营来平衡那些探索研究的实践。但是对贴近大众的建造活动，我们现在会更有兴趣。”
目前阿科米星正在进行的项目之一是位于莫干山的一个旧蚕厂的改造，3000 平方米的室外空地，改造后将成为一个公共市集，而周围的几栋旧厂房则将变身成青年旅馆和餐饮场所。因为是从自然环境中就地取材，大量使用了竹材和石料，所以改造的成本很低，庄慎说这是个“不挣钱的项目”，但是特别有助于在实践中提高建筑师的设计技巧和创造思维。比如青年旅馆的一楼是下沉式的，有半截门窗露在地面上，他们请当地的手工匠用竹条编了几个大大的像鸟笼一样的罩子，罩在每间房间的门窗外，这样就等于为一楼的每一户圈出了一小片天井，既保证了采光，又有一定的私密性。
嘉定新城规划展示馆，建筑体现了一种远眺风景的姿态，无论是平卧在水中的体量，还是以群柱踮脚站立在水面上的体量，都提供了尽量开敞的视野与可供室内外活动之用的屋顶平台。
庄慎 1971 年出生在江苏吴江的一个教师家庭，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他从小就是学校的模范生。庄慎告诉我们：“我读小学的地方震泽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古镇，生活很平静，景色特别美。”
他还向我们详细地描述了曾经就读的苏州中学：“红色的砖墙，旁边就有苏式园林。我那时候经常会和同学们走到观前街去，就为吃上一碗头汤面。”童年生活中的画面为庄慎日后作设计提供了很多灵感，也为他作为一名建筑师的审美奠定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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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功：现阶段应该说说态度和方法董功自认为的“建筑师该做的事”，在今天的中国被当成“美德”。他身上具备的真实、坦诚，以及强烈的自我反思精神，在当今年轻建筑师群体中很有代表性。
董功，直向建筑事务所合作人。代表作：天津西青区张家窝镇小学、昆山有机农场系列、瞬间城市——合肥东大楼售楼处、华润置地广安门生态展廊。
建筑师及事务所获奖情况：
2012 年 WA 中国建筑奖佳作奖。
2012 年 美国《商业周刊建筑实录》主办的“好设计创造好效益奖”。
2011 年 中国建筑学会举办的第六届建筑佳作奖。
采访结束是下午4点不到， 1个多小时以后，董功又将匆忙出发前往昆山。
就在前一天，刚从广州回到北京的董功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来自正在建设中的昆山有机农场入口凉亭的施工人员。
施工队希望节省材料成本，把原本 8 厘米厚的石板，改到 6 厘米厚，甚至有些地方想改成 4 厘米。
董功的直觉是：“肯定不行。”但他没有直接说出来，一来是电话里没有把问题搞清楚，二来是如果立刻就在电话里反对，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你只考虑建筑师的利益。所以，董功的决定是，去现场，看了再做决定。“虽然我预感去了以后的结论还是不能换，但亲自去一趟，起码能告诉别人，你是实事求是想解决问题的。”
对董功的采访，有一半时间都是在聊“态度”。就像他把 2008 年成立的事务所起名为“直向建筑”，多多少少说的也是一种做事的态度——直接、简单，用诚实的方法面对最基本的问题。2010 年，董功获得“第二届建筑传媒奖入围奖”，提名理由中有这么一句话：“目前积极活跃于中国建筑界的新锐建筑师（董功），其重要的设计理念是以坦诚直率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态度面对设计问题……”
另一篇文章是这么写的：“直向建筑尤其重视将设计和概念落实的过程……关注从项目策划、概念设计到竣工的每一个步骤。”还有的文章说他，“近乎苛刻地追求细节”。
董功作品：采摘亭，是介于阳澄湖和有机农田之间的方盒状建筑，竹子做的竖向隔断和玻璃墙面组合，让建筑的垂直界面像薄纱一样半透明，整个建筑体态安静、纤细、轻盈、灵动。
董功觉得网络上这些“溢美之词”其实并不那么值得自豪，或者说自己是被“误读”了。“我只是做了一个建筑师该做的事”，他说，“所谓的近乎于苛刻地追求细节，我给你举个例子，诺曼·福斯特属于对细节苛刻的，他为了把窗棱从4 厘米做到 2 厘米，可能要把建筑的造价翻一倍。”相比之下，董功自认为的“苛刻”，只是“我们的图这么画了，你就必须这么做。如果你不这么做，我就跟你较真。”
一个建筑师要求施工方完全按照图纸建造，并且全程追踪建造过程，保证按照建筑师的意图良性发展，在今天的中国竟然已经是种“美德”。“同样的话搬到西方语境里，可能一点意义也没有，因为它们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在当代中国，为了迎合飞速城市化带来的时间和利益的压力和诱惑，建筑师为了找到他们的生存方式去迎合现实，却偏离了建筑师真正应该关心的问题，比如能否营造更好的生活，建筑是否有好的品质……”
“从这个层面讲，现阶段说说态度和方法，是有意义的。”董功的做事方法在如今的年轻建筑师中，很有代表性。同样，他的成长轨迹也很有代表性——从中国最好的高校建筑系毕业，出国留学，在全世界最好的建筑系读硕读博，出来以后顺理成章地在全世界最好的建筑事务所打工，之后回到中国，单枪匹马地开办设计事务所，通过三四个独立操作的项目得到业界关注和认可。
直向建筑事务所从成立到今天是第五年，一度面临过“是个项目都是好事”的求生存阶段。2009 年，昆山城投在网上看到董功设计的“华润置地广安门生态展廊”、“天津张家窝镇小学”及合肥“瞬间城市”，找到了董功，请董功为他们设计昆山阳澄湖边有机农场的几个建筑。
项目从 2010 年开始设计，这是直向建筑的转折点。“一个很好的开端”，董功总结道，同时也结识了“投缘的甲方”。
天津张家窝镇小学，设计师将一个共享的交流“平台”设置在二层，最大程度上带来该空间使用的易达性和必达性。
从最早的采摘亭，到后来的休憩亭、信息亭，到有机农场入口凉亭，合作多达四次。也是因为采摘亭的成功，董功被“建筑传媒奖”发现，他之前所做一系列项目也被人拿出来用作正面教材。
采摘亭是介于阳澄湖和有机农田之间的方盒状建筑，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竹子做的竖向隔断和玻璃墙面组合，让建筑的垂直界面像薄纱一样半透明。
整个建筑体态安静、纤细、轻盈、灵动。但采摘亭给董功带来的也不全是赞誉。
就在不久之前的一次业内研讨会上，有人专门提出了质疑，“为什么在那么原始的土地上做那么工业化的房子？”
按照建筑界流行的理念，在水乡气息浓厚的江南，大概白墙灰瓦才最靠谱。但这样的做法恰恰就是董功所谓的“肤浅的模仿”。“我非常同意建筑评论家刘东洋的话，人过了天真的年代，就不要再装天真了。建筑也一样，旧时代已经过去，就不要再从旧东西里找，干脆大胆地、坦率地在新的环境里创造新的东西。”
“如果要你在一座古镇做一个建筑，你会怎么做？”董功想也没有想：“我相信我不会把传统的砖和瓦用到建筑上。”
他提到贝聿铭的作品。这位建筑大师在中国的著名作品，包括香山饭点和苏州博物馆，都是带有明显的中国符号的。董功更喜欢的是贝聿铭在美国时早期的纯现代主义作品，“真实，不做作，粗犷的混凝土、钢、玻璃，充分表现了工业的美。”董功回忆，“我去过的几个房子，都很受震撼，情感的力量一点都不亚于老房子。”
“在巴西、西班牙、日本，这些国家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工业化建造里，浓浓的地方情感，人的生活品质，这都是可以解决的。”
董功做的建筑绝大多数都位于空旷的荒野中，没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他也希望未来能在很有历史很有生活肌理的城市片区里盖房子。但他一定还是用现代的方式，呼应和尊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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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烽：数字化设计是大势所趋以数字化设计结合低技术手工达到的低级参数化，在欧美人看来不可思议。袁烽的设计，跟他的生活态度一样，奉行“顺势而为”。
袁烽，创盟国际建筑事务所创始人。
代表作：卜石艺术馆、J-Office 茶室、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兰溪庭、兰州城市规划展览馆。
建筑师及事务所获奖情况：
2012 年 入围 WA 中国建筑奖。
2009 年 第五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优秀奖。
2007 年 第六届上海( 国际) 青年建筑师设计作品展建成类二等奖。
“70 后”建筑师袁烽也是个当代艺术爱好者，这从他工作室的环境就可以看出来——一进门显眼的位置就摆放着两幅当代艺术画作。“当代艺术以心理感动的方式体现批判意义，从这个层面讲，跟建筑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个工作室也是电影《101 次求婚》中林志玲的“家”。据说被诸多媒体曝光并登上大银幕之后，就多了很多来此“窥秘”的人。
2011 年建成的 J-office( 也叫五维茶室) 位于军工路五维创意产业园区，改造之前是一个旧仓库，重建之后依然保有原先的工业气息。这栋造型扭转的混凝土小楼有上下两层，二楼还伸出来一个木制平台，把一棵参天大树给包了进去。这间 J-office 现在成了袁烽以茶会友的“客厅”，也是平时除了家之外他停留时间最多的地方。
袁烽的文艺气质源于他的生长背景：奶奶是日本钢琴家，家族中既有舞蹈家也有小提琴手，而袁烽的父母则都是北大毕业的理工科高材生。优良的“家族基因”让袁烽从小就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高考选择专业的时候，建筑学成了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对此他解释说：“想将工科与艺术相结合，建筑是最好的选择”。
袁烽作品：卜石艺术馆，位于上海徐汇的城市高密度复合区域中，由办公空间改建而成，设计师将数字几何的概念引入建筑内部，通过从动线折叠到空间折叠，来完成对于空间逻辑的重塑。
从同济大学博士毕业之后，袁烽没有进入大公司工作，而是在 2003 年成立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创盟国际，就在离同济不远的一栋写字楼内。工作了几年以后，袁烽突然产生了去国外看看的念头，他说是因为事业到了一个迷茫期，“觉得自己对于西方建筑的理解还太单薄”。
于是，2008 年袁烽决定放下手头的工作，去美国麻省理工大学进修一年。“那时候我往返于 MIT 和哈佛之间，每天七八节课，感兴趣的就去听，也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对建筑在哲学、艺术层面的理解。”
美国的学习对袁烽的另一个影响是更坚定了他对技术的重视。“中国人做建筑往往依赖的是悟性，而不是技术。而且，中国建筑师很容易就可以接到项目，太好的市场反而让人忽略了对技术的研究。”
五维茶室是一幢造型扭转的混凝土小楼， 二楼伸出来一个木制平台，把一棵参天大树给包了进去。
2009 年底，袁烽的工作室决定进驻五维创意园，袁烽趁此机会把自己的工作室作为数字化设计的实践场地。
办公室新砌的那堵墙有个很好听的名字——绸墙，也是“数字化设计”的展示典范。具体操作方式，是首先在数字软件中将曲面扫掠过的多根结构骨架线进行提取，然后再根据数字化放样做出一比一的木骨架模型，使工人们能获得直观体验。
绸墙是用园区内废弃的砖块建成的，特殊的形式凸显了砖块本身的简洁形体，除此之外的改造动作并不大，拆了一跨房子，填了几个窗，植入了一个钢架。搬到创意园之后，以前的大连路办公室被袁烽戏称为“生产车间”，现在才是“改变生活方式”的地方。
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公园兰溪庭，这座建筑通过数字技术将中国传统建筑进行了全新演绎。
袁烽认为， 数字化设计是未来建筑设计的大势所趋， 为此他还为工作室购置了欧洲进口的机械设备，以便更好地建造结构复杂的建筑模型， 甚至还专门辟出一块空间设立“Fablab”( 建造实验室)，进行建筑的可能性研究。传统方法中，一个项目需要一两万张图纸，而利用参数化设计，100 张图纸就可以搞定。
“前数字化时代的实践可以追溯到高迪的圣家族教堂。离我们近一点的比如鸟巢，就是一个数字化设计的例子，只不过鸟巢的建筑部件都是钢结构的，直接在工厂预加工好，把组件运到现场拼装起来就可以。”袁烽还告诉我们，数字化建造现在欧洲已经相当普遍，通常都是设计师在电脑里制作出模型，再由一些工厂用流水作业的方式把建筑部件加工好，运到现场进行拼装，是一种精准又高效的建筑方法。
然而，在中国，这样的情况又完全不同。由于中国人工成本低，建造技能也相对低下，所以在搭建绸墙的时候，袁烽采用的是数字化设计与低技术手工建造相结合的方法。他先制作了一个图表供砌墙的师傅参考，在图表中每一块砖上都有编号，就是以这种模板卡位的方式，用低技术和低成本实现了参数化的建构，也使建筑效果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创盟国际办公室后院的茶室，是袁烽参数化设计的样板，贯通上下两层的扭转的墙面是参数化设计和粗糙手工的结合。
“我们砌的这堵墙，投入很小，每块砖的成本大概 1 块多，合一平方米大约 80 多块，就算加上师傅的工钱也是很便宜的。而在国外用机械臂砌一堵墙，光是这个机械臂就是上百万的投入了。面对中国的这种现状，低技术的处理是很有效的方法。”袁烽说，这种中国特色的低技术手工建造，所带来的好处不仅是节约成本，还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建筑效果，因为每一位工匠的工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每一块砖头的呈现也有所不同，最终的“粗糙”及“无修饰”反而为建筑附上了一层自然淳朴的美感。
袁烽采用的这种“低级参数化”，让欧美同行们感觉非常不可思议。但袁烽从中得出的经验就是，建筑师在设计时，必须把自己纳入当下的建造体系中，顺势而为，发明一些更便宜的办法，变成一种创新形式。但这终究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未来的参数化设计必然还是会走向机械化和集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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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竞翔：一种建筑系统的问世 因为三所“新芽小学”而重新进入大众视野的朱竞翔，做的并不只是震后建筑。他和团队研发的“轻型复合建筑系统”因为建造简易、造价低、舒适性好等优势，将惠及更多普通人。
朱竞翔，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副教授。
代表作：四川广元剑阁下寺小学、达祖小学、陈碧霞美水小学部分校舍、栗子坪野生动物保护站、上海南汇东滩湿地鸟类禁猎区管理生活用房。
建筑师及事务所获奖情况：
2010 年 WA 中国建筑奖优胜奖获奖。
2012 年《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12 年中国创新人物奖”。
今年是朱竞翔在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系教书的第10个年头。他在香港的生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4-2008年，婉拒了一切入伙要求、“安安静静做研究”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2008年开始，他带着几个助理，建造了一系列社会公益住宅项目。2008年的四川地震对每个个体有不同的影响，而对朱竞翔来说，就是他多年的研究成果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给这个社会看。
朱竞翔的研究，专业名称叫做“轻型复合建筑系统”。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与传统的重型建筑大相径庭的建筑形式。
在朱竞翔的介绍中，轻型结构有很多重型结构无法比拟的优点：重量只有重型结构的13、预制拼装、运输便捷、建造简易、造价低、舒适性好……
从震后第一次亮相到今天，“轻型复合建筑系统”的研究进入第五个年头，极少进入大众视野也不是新闻热点的朱竞翔，已经默默地带领着团队迅速地完成了 9 个项目。但专业媒体还是更喜欢用第一所新芽小学——四川广元剑阁下寺小学作为报道重点，虽然这座建筑现在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完美，但它毕竟是“轻型复合建筑系统”的原型。
朱竞翔作品：栗子坪野生动物保护站，诠释了轻型复合建筑结构在冬季寒冷多雨的地方是如何解决舒适性问题的。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地震之后，下寺小学被毁坏殆尽，朱竞翔领导的小组受慈善基金委托，在下寺小学原址修建一座面积 450 平方米、带有5 间标准教室的小学。2009 年 5 月，下寺村民以及来自多所大学的 30 名建造志愿者，用 44 天时间做基础准备与场地清理工作，又用 2 星期完成了房屋结构搭建，同年 9 月，新校舍投入使用。
下寺小学采用的是轻钢骨架和填充板材形成的复合结构，轻盈的自重和内部连接性强的特质，使得新建成的校舍能抵御 10 级地震。完整的隔热保温、自然采光和通风设计，以及少量的砖、石、混凝土等重型材料，共同创造了房屋内舒适稳定的小气候。
第一所“新芽小学”问世之后，达祖小学和陈碧霞美水小学相继建造完工。三所“新芽小学”，从设计到完工分别用了 9 个月、4 个月和 6 个月……如果说第一所新芽小学期间，他们的精力大多放在解决技术问题，那么在后两所新芽小学，他们则有更多精力去照料文脉和景观，去解决美观问题。
后的项目，不再只是单纯的震后建筑，也不只是乡村小学，而是涵盖多方面的用途，包括学校、住宅、自然保护区工作站、多功能办公空间、展览空间……也由原来单一的“板材加框架”结构系统，扩展到纯板式、框架式、箱式四种系统。所有的组装时间在 1 天至 3 周之内，工程造价控制在每平方米 1300-3000 元。
上海南汇东滩的湿地鸟类禁猎区管理生活用房，全工厂预制，基础准备 3 天，吊装 1 天。
采访前的一个周末，他们的箱式系统——雅致集成房屋，在深圳的中欧低碳城亮相。这栋总面积 400 平方米的3层大楼，只用了16小时就组装完毕，后来用作媒体中心。2013 年春节前后，位于上海南汇东滩的湿地鸟类禁猎区管理生活用房也已经完工，这个项目由世界自然基金会上海办公室和上海浦东新区林业站引进，全工厂预制，基础准备 3 天，吊装 1 天。92 平方米的面积内，包含了展览空间、办公空间、卧室、厨房等等。
2004年，32岁的朱竞翔离开南京大学去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能被称得上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建筑师，但他心里很清楚，这样的状态并不健康。
“可能做建筑师的人会敏感一些，我在辛辛苦苦地做一个好的建筑，可与此同时，旁边却有 10 个标准很低的房子建造起来了。”而且，朱竞翔还没有办法像一个优秀的 team leader（团队领袖）一样带领好自己的下属，“我一个人工作的时候是可以做起来的，但当我要和四五个助理一起工作的时候，我要分很多精力去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轻结构从一开始的单层，逐渐发展到后面的多层，意味着团队在解决技术难度方面的提高。
去做研究是朱竞翔最好的选择，他可以从纷繁的实际工程中抽身出来，深入研究他早在南京大学时就已经感兴趣的问题——中国的快速发展，建筑量越来越大，可是作为一个个体建筑师，如何既不让让建筑的品质下降，又要帮助很多人解决基本的舒适性问题？
事实证明，朱竞翔找到了答案。“轻型复合建筑系统”的前身其实就是如今遍地开花的工地活动板房。但是这种能快速、大规模建造起来的房屋有很多弊端：冬冷夏热，外形难看。“如果建筑师把过冷、过热和不美解决，问题就解决了。”
对建筑师来讲，“轻型结构复合建筑”是对传统建筑师角色的颠覆。以往的建筑师只要完成自己的设计，其他问题就可以交由别人解决。但在轻结构中，建筑师要全程参与，不仅有设计环节，还要介入制造环节，要选择制造商，监督施工品质。“轻结构要在一开始把 70-80% 的知识放进去，把问题解决在前期，能节省很多费用。”
“轻型复合建筑系统”内部，设计师可以按照甲方的意图定制简朴或高档的内饰，但造价也会随之上涨。
说到底，目前已经完成和正在实施的项目，都只是朱竞翔研究的一小部分。
他和团队正在开发一个网站，将于不久的将来开放给普通用户和专业建筑人士。
从普通用户的端口进入网站，人们可以定制自己喜欢的建筑结构、材料、颜色、装修风格。而从专业人士的端口进入网站，则可以方便他们在原有的资源基础上深入设计。“我们的工作就是科学家底层架构的工作，未来会让更多人进来编程。”对于这个未来，朱竞翔野心勃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