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3日至8月3日，关山月美术馆举办了“情叙·意述 丁虹（Lu Hong）作品展“，这是艺术家自1985年出国后，29年中第一次在自己的故土所做的第一次个人画展。
展览期间，艺术家几乎每天都会在展厅逗留两、三个小时，与前来参观展览的市民交流，听取他们对自己作品的看法和意见。展厅的工作人员对此感到颇为惊讶，因为很少有展览艺术家关注普通市民对展示的作品有什么看法。 当艺术家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是这样解释的：
“在国内很多艺术家都在学校、国家文化、艺术机构有收入，艺术品销售只是额外收入，而且是靠所谓‘大款’的购买；在国外，艺术家的生存是靠销售艺术作品，购买这些作品的人大部分是有稳定经济收入的普通市民。 在国外，做为一个职业艺术家不能在学校拥有长期教职，他们认为‘那些不能画的才去教学 One who can't paint, teaches'。 所以，一个艺术家的生存是一个复杂、纠结的行为，他除了找到自己的艺术追求，还必须要找到自己艺术的生存条件和环境。 了解和理解自己的艺术品是如何被欣赏和接受的，对于一个艺术家的生存和成长至关紧要。”
与艺术家在其他城市观察到的艺术展情况不同，也许是深圳市民对艺术有特殊的喜爱，也许是深圳有一个很好的文化氛围，在“情叙·意述”展举办期间，除去开幕式当天，每天都有两、三百人来观看展览，而且很多观众会在某一作品前逗留片刻，或与同伴讨论自己对作品的看法。 当艺术家被询问到“观众对他的作品有什么反应”时，他是这样说的：
“大家对这次展览的反应大致上是一样的，共三点：一是很美；二是没见过；三是有些作品看不懂。 前两者使我很欣慰，‘看不懂’让我颇为感兴趣。经过与一些观众面对某些作品进行探讨后，我理解了看不懂之所在。 大部分‘看不懂’是因为我的作品中所运用的一类表现语言：立体派的结构重组。 ‘立体派’做为现代艺术出现在上世纪初，传统古典艺术审美被推翻后，它是毕加索和勃拉克企图重新构建新审美体系的基础，但这个‘美好的理想’很快就破灭了。 许多年后，毕加索曾对弗朗索娃痛苦地回忆过这段经历。 他和勃拉克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因为没有多少人真正地理解他们的理想和目的，当‘立体派’被发现、命名之后，很快就被当成是一种时尚风格，在一群模仿、剽窃者的滥用中淹没了（这使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的‘云南画派’的命运，无独有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现代艺术在西方逐渐获得了普遍认可，某些现代艺术表现手段也变成了‘通俗的艺术语言’应用在生活中。 ‘立体派’的形象解构、重组像其他一些现代艺术语言一样，做为西方文化里一种视觉习惯被普遍接受了。在西方生活多年，我在艺术创作中也把它做为一种通俗的艺术语言，运用在我自己的表现形式当中，但它在国内并不是一种‘通俗’的艺术表现习惯，所以给普通观众带来一些困惑是可以理解的。”
做为一位旅居国外的中国艺术家，如何选择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和怎样寻找自己在西方画坛的位置，面对名目繁多的当代艺术环境，对丁虹（Lu Hong）来说始终面临的是不断的挑战。 他作品以东方美学意识融汇了西方现代艺术理念，通过独创、兼容的表现手段创造了一个鲜明的个人风格。 他的绘画作品摆脱了传统的区域文化概念，贯通了东、西方艺术表现形式，以独特的个人绘画语言，传达了一个单纯的“西方形式表现和东方意境冥想” 的视觉美。 当被问及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和未来时，艺术家是这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谈中国当代艺术本身的现状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从世界艺术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文化做为一个存在，是没有所谓‘当代艺术’可言的，因为在西方，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持续、连贯的过程。 在中国，我们自己中断了这个过程，所以就没有发展过来。 如果说，我们某些艺术家模仿、沿袭了西方艺术的发展过程，那谈不上是‘中国当代艺术’。 为什么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当代艺术’？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容易说清楚，粗略地讲，是因为中国文化并不尊重艺术，并且自宋代之后，逐渐消灭‘专业艺术’，一直把文人画这类‘业余艺术’做为‘专业’来搞，把民间‘专业’艺术家贬低为‘匠人‘，直至清末民初，西方文化介入，才引进了‘西方古典艺术’专业。 虽然老一辈比较清醒的艺术家林风眠、庞薰琹、张光宇、赵无极等，意识到这个缺陷，并一直企图改变中国艺术的畸形状态，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以徐悲鸿为代表的所谓‘西方古典传统’学院派的排挤和打压，再加上这些艺术家个人的不幸遭遇，使那一代人的理想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一个失去了自己‘艺术专业’的文化，怎么可能有一个专业的艺术发展，如果没有发展，怎么会有当代艺术。找回中国的‘专业艺术’才能发展出中国的当代艺术。 日本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主流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就是他们在吸收西方文化理念的基础上，持续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为自己在世界文化中争取了应有的独特位置。 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做为中国文化传播的受益者，能够逐渐取代了中国文化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的原因。 看看京都，再看看西安的‘大雁塔广场’，我们好意思说自己是‘大唐’文化的传人吗？”
尽管近几年由于回国筹备展览，艺术家自己目睹了国内艺术界诸多不可思议的现象，但在与香港商报记者的交流中，他还是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所持的乐观态度：
“中国整体发展到了今天，文化，特别是自己的文化，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已经成为国家发展必须考虑的前提。 过去那种世界工厂化的‘苦力’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无法维持自己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下的挑战。 想去世界经济中分一瓢‘品牌’收益之羹，中国就必须提升自己文化在世界主流文化中的品味和地位。 这就要求中国文化不但要剔除模仿、剽窃的‘山寨’陋习，而且还要能够像日本，或者其他在世界主流文化占一席之地的国家文化一样，有自己独特、能够承传、发展的文化。 我相信有些中国的年轻艺术家已经意识到这个‘宿命’，开始冥想、催化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未来了。”
能够回到故土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使艺术家感到异常兴奋和感恩。 他在展览画册的‘后记’里，表达了他对协助促成这次展览的朋友们、关山月美术馆，以及深圳市民的深切感激之情：
【后记】：
做为一名中国艺术家，自1987年秋在洛杉矶圣塔莫尼卡海滩的戴安·迪吉尼罗画廊举行首次画展，我陆陆续续地在欧洲、日本和美国各大城市举行过近百次展览，但这是二十六年来第一次在自己的祖国举行个人画展。
首先，我要感谢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能够给我提供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将自己多年积累的艺术感悟，以及内心对美的诉求做一次阐述；同时，也可以在同一文化语境下，与观众和其他艺术家进行一次面对面的探讨。使我做为一个在国外飘泊多年的中国艺术家，从内心里感到一种安慰和幸福。我还要感谢李北先生、廖荧女士、黄卫星先生、王军莉女士、颜为昕馆长和汪木子小姐，从不同方面为促成这次展览所提供的支持和帮助。
能够在深圳举办自己第一次个展，对我来说既是缘分，也是宿愿。三十年前由于自己与校方之间产生的冲突，我被迫离开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美院）。如果不是获得了费城美术学院的一纸录取通知书，我想早在1985年，我也会赶到深圳来，成了一名改革开放的拓荒者。过去的四年里，我在深圳参与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文化社会活动，结识了一些这样的“拓荒者”朋友：刘众、安妮、亚年、海鸿、黄青、梁辉、周展、张源、陈悦成等，他们使我感受到中国的一种“新”力量和希望，也想在此表示由衷的感激。
我希望此次展览，用我的绘画作品展示来报答和回馈深圳的朋友们对我的照顾于关怀，能够为所有的深圳人带来一种独特的文化品鉴和艺术愉悦。
谢谢！
丁虹
2014年6月20日于龙岗清林径
目前，艺术家正在努力筹备在上海举办下一个展览，以及寻找艺术品市场合作伙伴和经营模式。 身处国内、国外两个不同的文化环境，他在艺术创作中所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纠结，不过，他还是乐观地认为：
“世界各区域民族文化的‘断代’与世界主流文化的重组，将会给艺术家们提供一个全新的国际平台。 艺术家的生存和成长，关键取决于他对自己传统文化积累的深度，以及能够在世界主流文化共进、重组过程中的适时参入来决定他的艺术生命和发展。 在这一点上，我是占优势的，能够常常回到故土，也是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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