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公安局发布消息，一名48岁王姓导演涉嫌嫖娼被抓，媒体证实这个导演就是王全安。据说王全安是连续三晚嫖娼，8、9、10日，其中9日还同时跟两个女子，10日在北京东城区某小区一单元楼里嫖吕某某时被抓个现行。
对这事，众说纷纭。有说王全安你有张雨绮这么漂亮老婆了，还去找别人？这种人基本是没能娶上张雨绮这样女人的“赖蛤蟆”，就好像过去老百姓想象林彪，“有自行车骑，还反对毛主席！”庸人之见。但即使庸人，只要是男人也都知道“妻不如偷”的，再漂亮的妻也会被厌倦，男人就喜欢“猫尝腥”。当年我在日本，一度在“卡芭莱”干活，这种地方是不允许性交易的，不只因法律不允许，老板也不允许。年轻貌美女孩不把心思放在钓客人欲望上，简单地投怀送抱，被老板知道，轻则责骂，重则走人。我《移民》里的女主人公就有类似经历。对嫖妓作如上感想的人，实在是可笑。
还有说王全安作为名导，没有去“潜规则”女演员，而去嫖娼，值得肯定。说这话的犯的是跟前者一样的错误。你怎么就断定女演员就比妓女有魅力？何况你怎么知道“潜”还是没“潜”？既然是“潜”。
当然这么说的人是有“潜台词”的，是潜在针对社会。于是就有了第三种观点：嫖是人家自己的事。虽然我竭力开明，但这嫖还真不是个人的事。人是社会的人，有了婚姻家庭，还是婚姻的人、家庭的人，王嫖娼至少关系到一个别人，就是他的妻子张雨绮。除非张雨绮愿意，真觉得夫妻本来就是“临时工”。但即使是“临时工”，给我打工期间也不能随便给别人打工吧？
还有一种被广泛鼓掌的观点，即：当局大张旗鼓报道艺术家的裆下事，是企图转移民众对更重要问题的关注，比如腐败。当然是。我曾说过，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一切都事关政治，什么经济，什么文学艺术，什么体育，什么道德，都不过是政治的奴仆，性也是，所谓“扫黄”，不过是打压异己的借口。从当局创造薄某某“发生或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种句式，到大张旗鼓爆光薛蛮子，乃至揭周，包括当初说王光美、江青生活腐败，都是政治行为。别怪我脑子里政治这跟弦绷得紧，不绷得紧，就会被政治钻了空子。
政治很多人谈了，我不想多饶舌，我只想谈作为艺术家的王全安之嫖。我觉得我们可悲的就是陷在政治中，无论是卖身求荣，还是历来顺受，还是奋起反抗，包括我本人，都被政治死死缠住。谈文学艺术学，谈其本身的少，谈着谈着，就谈成了社会学、政治学、法学、道德学。超越政治、道德、社会、法律来看一个人之嫖，很正常，性骨子里就是嫖，无论是对有爱的，还是没爱的，无论是有证的、办过仪式的，还是临时起意的。有理论说性是文明发展的动力，其实应该是嫖。当然道德法律总是来干涉，但至少艺术家应该例外，艺术家应该有道德法律的豁免权。我这么说是基于不认可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前提的，这是我们历来的误区，觉得文艺要起到鼓舞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其实文艺没有这作用，只有提供另一种生存逻辑的作用。“人类灵魂工程师”是教师，教师是文明稳定和发展的力量，而艺术家不是。
在这种定位之下来看王全安之嫖，觉得索然。人家这么嫖，你一个艺术家也这么嫖，即使是同时跟两个，即使是“三连晚”，也不过是庸常之好。在中国往往发生这种情形：普通人对艺术家欲望特别感兴趣，但艺术家的欲望其实不过是常人之欲。我们的小说、电影表现男人苦闷，往往如搭顺风车似的写到去喝酒、去嫖，最多拿鞭子打。曾经跟一个我以为艺术段位尚可的人探讨“虐恋”，他竟然也只是津津乐道于鞭打，让我不知再怎么探讨下去。李安的《色戒》也用性虐动作吸引观众，事实也还真是吸引了观众，真是可悲。女作家有的好些，我们男作家写到性，写搞女人的多，写爱女人的不多，因为写作者只有庸常的性认识，不知道什么是性，就好像不知道怎么正视生命，正论者只会“人道主义”，负论者就耍流氓。这是我们整个民族精神境界上的低矮。如此低矮的精神，如何创造出伟大的作品？
对性，中国作家艺术家的洞察力往往也就是常人的水平，他们只知道嫖，他们无法探索“性之暗”——虐恋、献身、情死……诸如此类性的变态世界。因为他们本身不变态。变态是一种能力，一种创造力，甚至不是经过训练而达到的。王全安导演的《白鹿原》很多人看后觉得不满足，导演则强调是被删太多。也许看了未删节版，很多国人会满足罢？但我仍不能满足。实际上，《白鹿原》原小说就存在着一个要命的问题：平庸的性描写，陈忠实最会捕捉女人的地方不过是乳房像白鸽一样飞扑出来，还有就是浑圆的尻子。中国作家难以写出杰出的作品，一个重要原因是写不好性：写不好性，因为他们本身性的段位很低。
所以，我更关心艺术家王全安的艺术段位，既然是嫖，他是艺术之嫖，还是常人之嫖？他射了没有？——射了是性欲，没射是艺术，引而不射是思想，无对象而射则是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