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建筑与文化》杂志社组织大学建筑专号，我应邀撰写了《老房子：大学精神的见证人与守护者》（《建筑与文化》2007年5期），其中提及：“大学校园的历史感以及文化氛围，一如石阶上的青苔，必须一点点长出来，而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方面，老建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老学生对于大学的记忆，一半是给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著名学者，另一半则是曾经留下了青春印记的校园建筑。……在这个意义上，建筑的风华绝代，与学问的博大精深，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之所以越俎代庖，谈论非我所长的建筑，主要缘于对都市研究的兴趣。从2000年在北大开设“北京文化研究”专题课起，十五年间，我指导过十篇以北京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组织过四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的国际会议，还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主持都市研究丛书。很遗憾，所有这一切，都以文史为主，极少牵涉建筑。
十年前，在《想象北京城的前世与今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4期）中，我谈及：“同一座城市，有好几种面貌：有用刀剑刻出来的，那是政治的城市；有用石头垒起来的，那是建筑的城市；有用金钱堆起来的，那是经济的城市；还有用文字描出来的，那是文学的城市。我关注这几种不同类型的北京，但兴趣点明显倾向于最后一种。”这里牵涉专业背景，但也与我的隐忧有关：在城市改造中失落的，不仅仅是古老的建筑，还包括对于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也正因此，谈及当下中国城市，我常念叨那些正迅速消失的“老房子”，以及对于“老房子”的记忆与陈述。
四年前，应《人民日报》之邀，我撰文谈“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以下这段话，因故被删去了：“千百年留下来的东西，大有深意，但都很脆弱，必须小心呵护，哪经得起你用推土机加金融资本的‘辣手摧花’。在目前这个环境下，我不怕领导没有雄心，也不怕群众没有欲望，我怕的是政绩优先的制度，迅速致富的心态，这上下结合的两股力量，使得众多‘古城’日新月异，在‘重现辉煌’的口号下，逐渐丧失其‘历史文化’价值。”（参见陈平原《“保护”才是“硬道理”——关于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思路》，《同舟共进》2011年3期）。我没说“历史文化名城”就是“老房子”，只不过，“新房子”有一言九鼎的领导与腰缠万贯的开发商保驾护航，不愁不势如破竹；反过来，“老房子”势单力薄，如风烛残年，且没能为代言人提供什么回报，这才需要有人文学者站出来为其呐喊。
知其不可而为之，某种意义上，正是五四新文化人的精神传统
并非城市规划或建筑学方面的专家，我的话自然是“说了等于白说”。明知没有力量，为何还喋喋不休？如此特立独行，无视学科边界，知其不可而为之，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五四新文化人的精神传统。近年不断有专家站出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人读书不够多，对外国学问理解不透彻，对中国历史论述不准确，理论阐发更是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刻。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请别忘了，那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屹立潮头的，是一批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勇于挑战成规的人物，而且，他们主要是借大众传媒发言。
这就说到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不说专业著作《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这里只引前些天接受《凤凰周刊》的专访。当被问及《新青年》是如何独领风骚的时候，我的回答是——《新青年》之所以能在众多杂志中脱颖而出，关键在于和北京大学结盟。《新青年》影响最大的时期，是中间的第三卷到第七卷，那时候，绝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师生之手。最开始的两卷虽也有一定影响，但它之所以能风靡全国知识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北大的结盟。
在结盟前，其作者群主要是陈独秀的《甲寅》旧友，结盟后则基本上是北大师友；结盟前，其发行陷入危机，结盟后发行量陡增到1.5万份，除了社会影响巨大，杂志本身还可以盈利。到第四卷之后，主编甚至对外宣称“不另购稿”，也就是说，对于世界、对于时事、对于文学革命或思想启蒙等各方面议题，其同人作者群都能包揽完成。与北大结盟后，《新青年》的整个学术影响力和思想洞察力，得到了迅速提升。所以说，陈独秀的北上是决定性的一步。
其实，关于“《新青年》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因而获得丰厚的学术资源”，十八年前为“回眸《新青年》”丛书撰序时，我就谈过了（《学问家与舆论家》，《读书》1997年11期）。事后想想，这么说也不全面，还应该转过来讲——北大教授之所以能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与其深度介入《新青年》的编辑有关。
百年后回望，当初不以理论建构见长的《新青年》，却能在“体系”纷纷坍塌的今日，凭借其直面人生、上下求索的真诚与勇气、理想与激情，感召着无数的后来者。而这，对于当下的我们——尤其是学院中人来说，是有很大的刺激与启迪的。具体说来，就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在学院与社会之间、在同行与大众之间，我们这代人，到底该如何选择、怎样突围。
今天的中国大学，教授们全都成了勤勤恳恳的工匠
想当初，为了保护北京古城，梁思成先生曾激烈抗争；到了弟子罗哲文，口气明显缓和多了。因为，“奋力保护古建筑的同时，罗哲文面临更多的，是无奈”（参见张黎姣《罗哲文：一世书生终无奈》，2012年5月22日《中国青年报》）。对于新时期北京的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侯仁之先生提了不少很好的建议，也发挥了作用，可到弟子李孝聪一辈，已无力影响开发商与地方政府，“唯一的安慰在课堂”（参见吴亚顺《李孝聪：行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2015年6月13日《新京报》）。寄希望于学生日后成为建设部长或城市规划局长，在我看来有些虚幻。不是不可能，而是屁股决定脑袋——老学生们即便依稀记得当年课堂上的教诲，也不见得愿意落实。
并非弟子不努力，而是时势变了——政府越来越自信，开发商越来越有力，至于学者，或言不由衷，或力不从心。北京地表的新建筑，我不相信中国建筑师们没有过抗争，只不过胳膊拧不过大腿。最近二三十年，中国城市急剧扩张，规划师与建筑师大有用武之地；但在我这样的外行人眼中，战绩很不理想。专门家尚且无力挽狂澜于既倒，像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更是只有暗叹的份。如此局面催人反省，为什么学者们会变得如此软弱无力？
不能说今天中国的大学教授，全都拒绝“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问题在于，既然他们的“文章”不被今天中国的读者接纳，更不要说激赏了，其“道义”也就很容易随风飘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训练有素且才华横溢的教授们，很可能真的学富五车，可就是没有能力与官员及公众展开良性互动，进而影响社会进程。我们既受制于意识形态，也受制于资本逻辑，还受制于学院体制。
我的基本判断是：今天中国的大学教授，如果还想坚守自家立场，单靠办讲座、写文章，已经很难影响社会了。原因很多，这里单说学院体制本身的局限性。今天的中国大学，学科边界越来越严苛，评价体系越来越精密，教授们全都成了勤勤恳恳的工匠，在各自的小园地里努力耕耘，鼓捣自己的大课题小课题以及好论文坏论文，而无暇他顾。并非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只是日渐丧失对公众发言的兴趣与能力。想想五四时期的《新青年》，以及二三十年代的《语丝》、《独立评论》等，那时的教授们不时穿越学科壁垒，借助自己创办的思想文化刊物，直接对公众发言，而且，“拿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
如果从业人员都躲在象牙塔里，最终可能葬送整个学科的前途
教授们说话，要让老百姓听得进去，除了启蒙立场，还得调整自家的思维习惯与表达能力。这就说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功业。五四新文化人提倡白话文，最初确实是 “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但很快就由“白话”转向了“白话文学”。借用周作人的话说，就是：“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 （《〈燕知草〉跋》，1928年）这种“有雅致的俗语文”，既不同于引车卖浆者流，也不是学院里的高头讲章，如果一定要比附，大略等同于晚清出现的与“著述之文”相对应的、兼及“如话”与“美文”的“报章之文”。
将近二十年前，我谈及那时影响很大的《读书》杂志思想上追摹的是《新青年》，文体上学习的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语丝》（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1929年）。《语丝》中除了杂文与小品，还有不太被关注的“论学说理”之文：“这种大学者所写的小文章，其文体特征不易界定，只知道其跨越 ‘文’、‘学’边界，蕴藏着某种一时难以言明的智慧。”（陈平原《杂谈“学术文化随笔”》，1996 年9月21日《文汇报》）对于这种以知性为主，而又强调笔墨情趣的“学者之文”，我有强烈的认同感。
在我看来，找到恰当的对象（故事或论题）不容易，找到恰当的文体更难——对于社会的影响，后者或许更长远。记得梁启超的《新民丛报》，陈独秀的《新青年》，鲁迅、周作人的《语丝》，胡适的《独立评论》，储安平的《观察》，都是有很鲜明的文体特征的。
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以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读书》，是想引出一个重要话题：思维、学识、立场等，与文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密切联系。当年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北大教授们，借助《新青年》等平台，纵横驰骋，迅速跃进，带动了整个中国思想界的思考，深刻影响了社会进程，至今令人神往。
可是，这种上下求索、不问学科、兼及雅俗的写作方式，在现有体制下，不被算作“学术业绩”，因而被很多精于算计的年轻教授们轻易地抛弃了。这实在有点可惜。既经营专业著作（“著述之文”），也面对普通读者（“报章之文”），能上能下，左右开弓，这才是人文学者比较理想的状态。不仅建筑师有必要走出设计室，面向公众，阐述自家理念，普及专业知识，影响舆论并培养读者；所有被现有的院系科室条条分割的专门学者，都有这个义务。可以有“不问天下事”的专门家，但如果从业人员全都躲在象牙塔里，或忙于完成“甲方”的委托，而不愿意与公众展开深入浅出的对话，让人家明白你们的“苦心孤诣”，最终可能葬送整个学科的前途。
或许，当我们反省今天中国的人文学者为何越来越没有力量时，在金钱、立场、思想、学养之外，还得将学科边界、文体选择及其背后的利益计算考虑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