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不能说美的美就是正义，人却是一种视觉动物，尤其是在一个大多数人还不识字的老年代。任何一种思想文化，都要赏心悦目，引人欲绝。这种观点，自然也为最高瞻远瞩的那部分中国人所见。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蔡元培的《文化运动不能忘记审美教育》一文。九年后，林风眠在《给全国画坛书评》上的答覆，证实了蔡元培并非杞人忧天，过于需要 中国艺术设计的中国艺术设计启蒙。
“主位，应拿给艺术坐”
这一年，中国人忘掉了和德先生，赛先生同时请来了女神缪斯，林风眠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艺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占第一位，我们也要把中国文艺复兴的主位拿出来，让艺术坐下来。蔡元培曾任学院院长，在杭州成立国立艺术学院，并聘林风眠为校长。从此以后，中国人的艺术启蒙，特别是与普罗大众最为接近的设计启蒙，有着稳定而持久的输出。
最近在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举办的“新文化运动与设计启迪”展上，数以百计的珍品追寻并向先贤致敬，而更多的是一种发人深省的思索：百年前开始的启蒙，今天或许还没有完成。《设计》已不再是“兵不厌诈”的设计启蒙展，将其划分为“奔流与萌发”“格致与科学”“民主与启蒙”“良友与摩登”五个单元。
和新文化运动一样，设计这门与普通人生活最相关的艺术，也是鸦片战争后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拯救生命的积累：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以来，它一直被称为现代设计作品的《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和《图画日报》，是清末上海滩时尚达人的象征；直到商务印书馆成立，没有设计，没有书籍才成为学者的共识；设计教育和培训最早出现在孤儿院。到20世纪初，张之洞三江师范学校和袁世凯直隶工艺总局正式设立了图案专业。新文化运动后，各大艺术院校让中国真正拥有学院设计。
正如所谓大学者，不是说有大楼，而是说有大师，民国最津津乐道的传说就是星光灿烂的大师。陈之佛，丰子恺，闻一多，雷圭元，庞薰琴，钱君涛...游客可以穿过巨大的大师像身边，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今天的中国人仍然生活在大师创造的设计环境中，从未远离过。
许多民国大师都是通才，包括具有设计大师身份的人。很多观众从这次展览中了解到这位大作家的设计大师身份，看到了他为自己的文学作品做的视觉设计，惊讶地发现他的最高学历是艺术博士。中国漫画第一人丰子恺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翻译家。除了众所周知的《源氏故事》，他的最后一个身份还有一系列来自日本的学术语言和学术体系。设计不再是兵不厌诈的代名词，装帧成为设计艺术中最璀璨的明珠。
20世纪80年代，日本参加了世界美展，将design和sign翻译成图案(日语汉字音读:suan)，并在日本开创了这一学科。陈之佛，曾任国立艺术学院校长，引进日本图案学教育，坚持图案民族化道路。多年后，纺织业作为新中国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必须感谢这位中国图案大师。
除小学徒自学成才外，叶浅予、中国第一批美术编辑、本土服装设计师等极少，他们大多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及其前身，或求学或教书。当然，这是由于历史与蔡元培的共同选择。
原来，浙江乡贤蔡元培并没有看得出来。这个校园，是以“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为宗旨，使杭州这个民国年间的二线中等城市，成为现代艺术的重镇。
这个园子里这个群体的共同追寻，可以体现在当年国立艺术博物馆的院刊《亚波罗》(今译为“阿波罗”)上，以希腊雕塑的形象，追寻那远去久远的朴实刚健的国人，如题字所写的：太阳亚波罗，寄其寓意，乃生于黑夜天空之谓也，即是说太阳欲从黑暗中现出，在经历了激烈的斗争之后，还要进行斗争。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部片名为《亚丹娜》(今译为雅典娜)，以体现男女平等和时代精神。
对于《太阳》来说，在五千年传统文化背景下，对于中国来说，要突破黑暗是一件难事。例如，一本《仿徨》的封面，鲁迅的同乡会封面设计，曾任国立艺术学校教书的陶元庆，以橘红作底色，配以黑色装饰人物和晚霞，上、下两横线，简洁地概括出画面的空间，而人物的动作如坐如行，整个画面被紧张的情绪包围，把“仿徨”表现得恰到好处又耐人寻味，收到鲁迅“《仿徨》写得很有力，看得人感动”的赞许。可以那时有人反馈说“太阳不圆”，这让陶元庆哭笑不得：“我真佩服，竟然还有人以为我是连两脚规都不会用的！”要知道，批判陶元庆连太阳都没画圆，可都是读《鲁迅》的文化人，可见设计启蒙之路任重而道远。
在陶元庆英年早逝后，大先生的《封神》也成了另一位浙江圣手钱君。鲁迅有眼力，而且他自己也懂得设计，与一位资深票友有莫大的关系——至今还在用的北京大学校徽就是他手。从沈雁冰的《小说月报》到叶圣陶的《妇女杂志》，这一年杂志的“脸”若不是出自“钱封面”，那一年，杂志的“脸”若不是出自“钱封面”，就不能称为一流媒体。“一张钞票，一张八毛钱，不论饥荒，无二价，这也让钱君成了中国第一个不用兼职的职业装帧设计师，以及可以不惜血本的收藏大家。
国立艺术院的院刊 《亚波罗》和《亚丹娜》
